此书摘本创建于：2018-04-25
奥斯维辛
有奥斯维辛，就不能有上帝的存在。——普里莫•莱维
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感谢那些要求、甚至逼迫我们讲述一切的人，因为他们想听到、想知道发生在奥斯维辛的那些 …… [ 展开全部 ]
- 作者：[英] 劳伦斯•里斯
- 出版社：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 定价：CNY 64.00
- ISBN：978754958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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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为单位来看,向奥斯维辛输送犹太人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匈牙利—在1944年初夏的高峰时期,共有43.8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那里。其次是波兰(30万),接下来依次是:法国(69114)、荷兰(60085)、希腊(55000)、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46099)、斯洛伐克(26661)、比利时(24906)、德国和奥地利(23000)、南斯拉夫(10000),意大利(7422)。@当然,我们也不该忘记死在集中营里的非犹太人,他们是7万名波兰政治犯、2万多名吉卜赛人、1万名苏联战俘、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数十名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出于种种荒谬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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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悲惨的故事进行到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大多数人没有遭到任何处罚,而集中营里的大多数犯人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非但如此,很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遭受到更多的偏见和伤害。这样的结论自然会让人感到不快。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墓地,比克瑙的土地在战
后被寻觅贵重物品的当地居民一遍遍翻动。这个墓地以及附近的维斯瓦河就是一百多万人的最终归宿——许多犯人的骨灰倾倒在这条河里。这一百多万人的证词我们已永远无从聆听。 -
大量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没有遭到起诉,这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全世界都有类似的问题(或许只有波兰除外,在789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当中,多达673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起诉这些奥斯维辛工作人员之所以很困难,首先是因为不同国家缺乏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其次是因为冷战造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最后,我们不得不说,还因为人们缺乏足够强烈的意愿。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而这样的判决无疑将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然而,没有定罪,也没有判罚。曾在奥斯维辛工作并活到战后的党卫队成员约有85%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当希姆莱在火车上想出建造毒气室的方案,以减轻他的手下因残忍射杀犹太人而承受的心理“负担”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意外的收获:这种屠杀方法帮助大部分党卫队成员在战后逃过处罚,只因他们宣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灭绝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犯人在离开奥斯维辛以后陷入了更艰难的处境,与此同时,奥斯卡·格伦宁却享受着(并且后来一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这种反差并没有给格伦宁造成片刻的困扰。“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活。我所做的也是每个正常人都会做的,那就是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比如自己的家人创造最好的生活。只不过我成功了,有些人没成功。这跟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关系。” -
大体上来说,丹麦的犹太人回到家乡后受到的待遇要好于波兰或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造成这种差别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那些想在苏联统治下的新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犹太人,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宣扬的是一切财产国有化,禁止个人拥有住房或工厂,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想要回自己在战前拥有的财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非犹太人在犹太人遭到驱逐期间搬进了他们的房子或公寓,而这些人现在只需要说,房子是国有的,他们不过是租住,就可以不必归还(这也正是弗里德一家在斯洛伐克试图要回自己的餐厅时遇到的情况)。此外,对这些国家的许多非犹太人来说,他们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别人讨论纳粹占领他们的国家并迫害犹太人期间他们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当然,考虑到屠杀的规模,能成功回到家乡发起这样一场讨论的犹太人少之又少。苏联力图淡化纳粹灭绝行动中的种族要素,强调受害者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也完全符合东部一些非犹太人的愿望,这样一来,纳粹残忍的“最终解决”将与他们的国家毫无干系,否则实在有太多令人难堪的问题需要回答。
在这段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事例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违背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念行事是极其困难的。瓦尔特·弗里德的老朋友约绍之所以与他反目,并不是他独自一人的决定,而是由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造成这变化的,一方面是苏联人的占领,另一方面是少数犹太人在战后的回归,让很多人被迫面对一段自己努力想要遗忘的过去。选择永远存在,但随大流总是更容易一些。如果大家都持有反犹主义观点,都想要迫害犹太人,那么跟大家一样就可以了。 -
一方面,我们不该通过这个故事就认定丹麦人比别的民族都更有同情心,因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丹麦人并不愿意接收从德国逃过来的大批犹太人,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丹麦人的高尚只是相对的,可他们经常忘了,即使是在1940年和1941年,德国人看似会贏得战争的时候,丹麦人也坚守住了道德原则,没有迫害过犹太人,哪怕这种做法肯定会让他们的纳粹统治者非常高兴。
我们也不该因为知道贝斯特让大量丹麦犹太人逃跑的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考量,就否认其他丹麦人的救援行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重要的是,丹麦人团结在一起反对驱逐行动时,没人知道贝斯特是怎么想的。每个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人在那时都以为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德国人的意愿,并且可能会给自己惹上很大麻烦。因此克努兹·迪比才会说:“丹麦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真正的友爱。那单纯是一种博爱的情怀,是善良和尊重。全欧洲的人本来都应该和他们一样。”这个观点让人难以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