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着眼于人类命运和前途问题的重要思想家，都不同程度上为在人类社会建树自由、平等与公平、正义、和平的理念，做出过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前赴后继的不断努力，当今人类社会才会对历史上原本不被置疑的压迫、掠夺、侵略、战争，以及种种严重伤害人权的残暴行为，逐渐形成了批判性共识，并据此缔结了或制定了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在相当程度上威慑和抑制了历史上大规模野蛮伤害人权的残酷暴行的持续上演。尽管涉及到文化观念、道德价值的改变从来都极其缓慢，但人类文明的进化却始终是在艰难前行。不必和一两千年前的野蛮社会比，就是和几十年前相比，人类社会在这方面的进步幅度都是历历在目、清晰可见的。
能不能看出历史发展的大势，能不能站在“人”的角度看社会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本书所谈论的知识分子的所谓“软弱”或“背叛”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过去所以不易产生出卡尔·雅斯贝尔斯那样完全不为“叙拉古的诱惑”所动摇的大思想家或大知识分子，恐怕既有中西文化和制度结构差异的影响，也和社会发展阶段滞后有关。
如前所述，越是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越是容易崇尚集体主义，甚或是整体主义的制度主张。但是，任何基于自由、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理念为争取族权、国权而努力的知识分子，都绝不应让自己沦落到要去为丛林法则辩护的地步。必须看到，越是以整体主义哪怕是过多地从集体主义的心态看待民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就越容易造成充满悲情意识的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任何知识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之中，不仅变不成以“世界观点”来看待民族国家问题的“世界公民”，被“叙拉古的诱惑”所俘虏，忘记甚至背弃自己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怕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当今的民族国家是一种客观存在，身为一族一国之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关心本族、本国的问题，不可能不研究造成本民族、本国家与他民族、他国家间纷纷扰扰的利益冲突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但是，现代知识分子不能像古代思想者那样，见木不见林，多半只生活在自己族群意识之中。现代知识分子理当谨守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他们应该清醒地了解自己选择站在被压迫的阶级、民族、国家一边的根本原因何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娜·阿伦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理当不同于政治家，他们本质上理应是世界公民，他们的一切思考都应该站到整个人类的立场和高度上来。对本族、本国问题的关心，首先应该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关心；对民族国家间矛盾冲突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研究，同样也应该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观念和公平、正义的原则考虑问题。不论今人对民族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前景怎样解读，也不论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或国家抱有何种看法与情感，摆在每一个号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或自认为属于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读书人面前的一个起码的要求就是：作为人类精神生产者和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守护者，知识分子理应把对人的关怀，放在首位；理应把普世性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对公平、正义、和平理念的坚守，放在首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理应把对国族的关怀与对人的关怀统一起来，要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观念和公平、正义的原则来认识和处理国族的问题。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从来不是按照民族国家生成的步伐前行的。从部落，到城邦，到王国，到专制帝国，再到现代民族国家，人类社会按照整体性原则哪怕是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前行的每一步，都不可避免的会充满了争夺、暴力、压迫和血腥。然而，人类社会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一直在沿着重人性、讲人道、争人权的道路艰难前进，一直在和强调整体、忽视个体的整体主义所催生的压迫与暴力相抗争。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问题，用法律的形式把人们强行限制在一块相对固定的地界之内，与周边其他地界内的人们相互隔离，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这种“民族国家”，充其量也不过只有最近二三百年的历史。越是经济晚发达或不发达地区，这种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还越晚。20世纪一百年里，民族或国家分分合合，无休无止。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发达国家的知识精英长期以来并不认真看待这一“民族—国家”现象。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就已经断言民族国家即将消亡；一百年后汤因比推出其鸿篇巨制的《历史研究》，仍毫不含糊地宣称：寿命有限的民族国家不能当做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斯贝尔斯也同样预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由于还有往昔留存的幽灵，仍然存在甚至还在增强关于民族主义的谈论，然而它已不再是政治决定性事件中的因素”了。直到20世纪末，苏联东欧全面解体，再度分裂出诸多小民族、小国家，研究20世纪史著作等身的霍布斯鲍姆仍坚持认为：作为一种带动变革的力量，民族国家已经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

记得好几年前看过一部名叫《停战之夜》（Joyeux Noel）的影片。片头是德、法、英三国儿童在教室里朗诵本国政府告知国民的战争理由，说什么这是保卫祖国之战，每个公民都要不惜代价为国效力云云。片子接着就把镜头转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与德军血腥战斗场面，无数普通士兵倒在战场和壕沟里。但就这一场看似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的战争期间，在法国巴黎附近的战场上，竟然上演了一幕十分感人的场景：圣诞之夜，随着一声友好的问候，敌对双方官兵试探着从各自战壕里走了出来，互相交换圣诞礼物，进而开始一同祈祷、歌唱、踢球，自动休战了三天。这部影片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过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它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所谓民族国家与每一个普通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在上千年前他们多半就源自同一个民族，再古老的时候，他们中间许多人还有血缘关系。至少，像这场打着“保卫祖国”的崇高旗号的残酷战争，原本就不是千千万万具有善良本性的普通人所需要的。

由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故事不难看出，世人对知识分子其实充满宽容和理解。没有人要求知识分子冲上政治第一线，没有人认为只有加入抵抗力量，或上街游行、示威、喊口号，才算是不妥协。人们甚至不要求知识分子拿起笔做刀枪。即使在还有一定言说空间的社会里，人们固然乐见像马克·吐温或鲁迅，甚至是殷海光那样的社会批评家，但相对于人类历史，相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有人都清楚，我们更需要那种能够用理性之光照亮整个人类前进方向的大思想家，亦即需要那种真正属于全世界的大知识分子。
20世纪以来，不独中国，悲叹、痛斥知识分子软弱、背叛，甚或正在消失的西方学者的著作文章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古希腊众多哲学家，以及十七、十八世纪众多思想家那样，以人世真理，以人性、人道、人权，以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尊严作为研究对象，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面地进行思考、研究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越来越少。相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到处都被工业化促成的专业化、技术化、行政化，加上市场化的发展趋势所左右，一方面助长了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一方面加剧了因经济发展和竞争引起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多数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拧在了自己国家的发展机器上，只与“自己人”同呼吸、共命运，以至渐渐忘记了作为本应属于全人类的知识分子，自己的那一份使命与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