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摘本创建于：2018-09-24
再造文明之梦
这位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从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而本书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罗志田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定价：59.00元
- ISBN：97875097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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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只见他常说中国处处不如人，不知这正是处处在与人比，处处不欲落人后，其实也是一句“反话”！言下深藏的，恐怕是处处都要在人之上的长远抱负；与孙中山想要凌驾于欧美之上，可谓两心相通。这是他毕生的梦想、终极的追求。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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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胡适最厉害的还是徐复观。胡适讲话后，徐在《民主评论》上撰文攻击胡“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他“宣布”：胡适做中研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徐并指出，他这样说，不是因为胡“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
原来徐氏当年给胡适写信的一个目的，是请他到东海大学演讲。但胡适在东海大讲孔夫子原本是近人情的，后来人走错了路，就缠小脚写律诗了。徐即席反驳说，缠足不是中国文化。胡再反问，如果缠了一千年的小脚还不算中国文化，那借鉴了大量佛教内容的宋元理学又算不算中国文化呢？徐既然奉承错了人，请来其思想的对立面，大约从那时起就对胡十分不满。蓄积既久，怨毒转深，骂起人来不觉就忘了自己那时已是一个学者的身份了。但以学者而出此村妇骂街的词语，就真有欲效小说中诸葛亮骂王朗之意，要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了。后来有人说反胡派想乘胡适心脏病突发住院之际猛攻，手法狠毒，看来也不全是无的放矢。
文人历来相轻 -
正因极为珍重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大国成员这一地位，过去批判国民党的胡适就正式认同于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后来更追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从他不久就支持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看，胡适又何尝不知道国民政府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但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威望”，胡适不得不取一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态度，终其生维持他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然而，胡适晚年最具诡论意义的现象，就是他为反共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不为同样反共的国民党所接受。这样，《自由中国》杂志的兴衰，也就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本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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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从中国的传统原则还是西方的近代理论看，一国的中央政府显然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实际政治层面，要将“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时候。结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造成的危急时局又把胡适逐步推向当政的国民党，他又不得不在国难的压迫下逐渐维护他所不欣赏的中央政府，逐步缓和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对立，先从讲“人权”退到讲“民权”，后来连“民权”也不讲了。
到抗战爆发，在真正的国难面前，胡适完全放弃了他年轻时所说的可以让国亡了再来救的观念，他的爱国观已从理想转到现实层面。此后他更打破不做官的誓言，出任驻美大使。用他受命出使美国时的话说：“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悖论 -
当初胡适将国民党纳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基于新旧两个中国之争这一大分野。早在1915年，他已肯定地指出：“少年中国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信奉民主，它相信获得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根据这一“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国”思路，胡适的转变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即是胡适的朋友任鸿隽和徐新六在与他讨论“新俄”问题时提出的“党治”之下是否能实行民主的问题。胡适认为苏俄走的是美国路，其基础是苏俄在专心办教育，可以通过教育从专制走向民主。如果联俄的国民党也走同样的路，则一个由国民党主政的“新中国”应该可以同样走向民主。
但胡适虽然一度主动认同于国民党，国民党却未必认同于他那新文化运动。从北伐一开始，胡适就担心能打仗的蒋介石能否成为“政治家”，他一直关心的也是能“革命”的国民党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他希望的“有计划的政治”。“党治”初期的经历已表明，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曾专心办教育，而且还要“党化”教育，这样当然无法朝着胡适希望的民主方向发展。后来的发展说明，国民党实际是想要“党化”一切，这个政策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相距越来越远，他终于不得不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站出来做“诤友”，专门讲人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