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张学良更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以为根本解决陕甘问题的参考。在张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他甚至明确建议说:“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其建议即属于止火之策。
甲、乙两案的内容如何呢?现照录全文如下:,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
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炳勋)、商(震)、萧之楚、万(耀煌)等军驻陝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关于虎城讲话问题,甘甲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右任)先生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
从上述两案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学良的态度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一,张已不再坚持反对南京进行“剿共”战争了;第二,张已不再主张保持西北三位一体,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
蒋修订的甲、乙两案原文如下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附记:陕西绥靖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当然,西安事变姑且不论在其酝酿与处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值得后人检讨的内容,但事变本身的发生与和平解决都可以说是中共统战政策的成功。在自我孤立了10年之后,共产党人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对手中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者。周恩来曾经说过:通过西安事变,
交了两个朋友。这或者可以说是对中共与张、杨关系发展变化的种真实写照。反过来大概也是一样,杨虎城不用说了,西安事变的
结果消除了存在于他和中共之间的几乎一切误解。即使是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再难有自由可言的张学良,看来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尤为感动的是,即使在东北军几乎已经将近瓦解的情况下,中共仍旧能够像朋友那样帮助维持他魂系梦牵的东北军。在2月1日张学良通过何柱国带给周恩来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充满着感激和希望继续得到中共帮助的感情。张学良明确说: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维此西北危局,犹对东北军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为钦佩。弟目下山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这大概是张学良被软禁后给中共方面的最后一封信了。张既失自由,中共自然也无“密便”可寻,双方自此再无往来。但不管以后张学良曾经怎样认识他所做过的这一切,其在内心深处,始终还是把中共看成自己的一个朋友,如果不是同志的话。

西安事变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却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就是“兵谏”。尽管从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事实,从张学良“革命”的动机与意愿来看,西安事变严格说来不应当简单地看成什么“兵谏”,但从事变所取得的结果而言,这一事变确实也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兵谏”。
兵者武伶也,谏者劝说也。在西安事变时张、杨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中,有哪些是张学良在过去向蒋“进言”、“哭谏”甚或“诤谏”时曾经一再提出
过的主张呢?确切地说,也只有两条与前此的进言内容相近罢了这就是停止一切内战,与释放被捕之上海爱国领袖。遍查张学良此前之各种言论,与事后之回忆,均未见张曾提出过诸如改组政府之类激进的政治主张。何以八项政治主张过去大多均未曾提出过?那是因为,这些主张多半早就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团体的主张,提出这样的主张,必被视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无疑。况且,这样的政治主张多半也不是靠简单地劝说一个蒋介石就能够实现的。张学良过去主要“进言”、“哭谏”或“诤谏”的是什么?概括言之,其实也只是两条,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容共。显而易见,如果仅仅是为了实现抗日与容共的目的,八项政治主张或均可束之高阁,因为八项政治主张中,没有一条是直接提及抗日与容共要求的。可见张学良等人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还并不仅仅在于要求抗日与容共,他们明显
地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即试图根本变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架构与政治制度,来一次政治的“革命”和“解放”。毫无疑问,作为西安事变政治目标的这八项政治要求,大都未能实现。但从另一个方面,即如果我们把这次事变的最终结果同张学良过去“进言”和“诤谏”相联系的话,那么,西安事变又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不论张学良、杨虎城最初发动事变时的主观愿望如何,事变毕竟通过一种“兵谏”的形式,促成了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放弃和大规模内战的停止,进而直接推动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日与容共政策的形成。
可知,西安事变直接的受益者,正是中共与红军。正是因

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做出决定,要尽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将东北军分解开来,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要求改行乙案,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国民党三中全会亦加以批准,事实上却仍旧被严加管束,不得自由。西安事变两大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蒋介石当初的许诺,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现实。甚至西北“三位一体”中的两大主力,张学良和杨虎城所力图保存的地方武装力量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随着
他们的统帅被拘与放逐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重大历史悲剧的扮演者。可以想见,不论是就张学良他们最初所追求的保存自身力量的动机,还是就他们当初所期盼的革命或政治变革的目标而言,西安事变所留给历史的,都只能说是一次失败的记录。

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的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这对于东北军高层将领却不是好消息,于学忠、董英斌等不必说,就连王以哲等人的态度也摇摆不定。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之久,最终会议仍旧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难道这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耻辱地结束了吗?难道正在缔造着新一代东北军人、勇敢地推动着中国政治变革的张学良将军,就这样成为政治妥协的牺牲品了吗?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一次既出人意料,又完全在人意料之中的事变发生了——“二二事件”。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假借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
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索中)。”事实上,首先被杀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十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郿县的东北军一○六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一○五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