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兜史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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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9-18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福山在1989年提出现已家喻户晓的宣示,我们所知的历史已臻于终点。十年后,他修正自己的论点:我们还没抵达历史终点,因为,我们仍未臻于科学终点。在这部著作中,对于快速发展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 弗朗西斯·福山
  • 出版社: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58.00元
  • ISBN:978754959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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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10 摘录
    也许,某种程度上,我们注定要拿起这份新型的自由,或者,正如有人所说,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能够审慎地负责自己的基因修饰而不再将它留给自然选择的盲目力量。但是即便要这么做,我们也要做得清醒。许多人假想,后人类的世界更像是我们自己的世界——自由、平等、富有、友爱及慈悲——只是拥有更好的健康保障,更长的寿命,也许比今天更高的智商。
    但是后人类的世界也许更为等级森严,比现在的世界更富有竞争性,结果社会矛盾丛生。它也许是一个任何“共享的人性”已经消失的世界,因为我们将人类基因与如此之多其他的物种相结合,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什么是人类。它也许是一个处于中位数的人也能活到他/她的200岁的世界,静坐在护士之家渴望死去而不得。或者它也可能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所设想的软性的专制世界,每个人都健康愉悦地生活,但完全忘记了希望、恐惧与挣扎的意义。
    我们不必要接受以上任何一个未来世界,它们打着自由的错误旗号,不管是为了不受限制的生育的权利,还是自由的科学探索。我们不需要将自己视作必将向前的科技进展的奴隶,如果那种进展已经不再为人类的生存意义服务。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保护它倍加珍视的价值观的自由,而这正是面对今天的生物技术革命时我们需要行使的自由。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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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10 摘录
    一个明显的划定红线的方式,是对治疗与增进做出区分,指引研究往前者方向发展,而对后者做出严格限制。毕竟,医学的本来目的,就是救死扶伤,而不是将健康的人类变成神。我们不希望明星运动员因为膝盖受损或崩裂的韧带而步履蹒跚,但我们也不希望他们竞争的方式是基于谁服用了最多的类固醇。这个总体的原则,让我们能够使用生物技术治疗基因疾病,比如亨廷顿式舞蹈症或囊胞性纤维症,而不是将它用于使孩子变得更聪明更高大。
    对治疗与增进做出区分,这种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抨击,因为理论上并不存在区分两者的方式,因此,在实践中更难以分辨两者。有一种渊源颇深的观点,近些年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其进行了最有力的论辩,这一观点认为,被社会诊断为异常或疾病的,事实上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现象,它对偏离假设性规范的事物抱以偏见。以同性恋作为例子,长期以来,它被认为是一种非自然的现象,并被归入精神病行列,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发达社会对同性恋接受程度不断的提高,它才从精神病清单中被清除出来。侏儒症也与此相似:人类身高呈正态分布,但并不清楚分布的哪一个点成为侏儒的分界点。如果给处于身高曲线底部0.5%的小孩增高激素是正当的,那么,谁说不能给处于5%的小孩同样的处方呢?为什么不给处于50%的小孩呢?遗传学者李·西尔弗对未来的生物工程做出过相似的论断,他说,以客观的方式在治疗与增进间划出一条红线,这是不可能的:“在每个案例中,基因工程将被用于给孩子添加新的基因组,而这些基因组在他父母的任何一方身上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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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10 摘录
    亚洲的传统,如佛教、道教及神道教,倾向于不像基督教那样,在人类与其他自然生物间做出鲜明的区分。这些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是一种统一体的认知传统,让亚洲人能够如弗兰斯·德瓦尔所指出的那样,对非人类的动物拥有更多的同理心。但它同时也暗含着,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生命神性的尊重更低一层。结果是,像流产或杀婴(特别是杀害女婴)这样的行为在亚洲许多地方广泛存在。
    有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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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10 摘录
    到底由谁来决定科学被正当还是不正当应用,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非常简单,并且已通过好几个世纪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得以确立:那就是组成民主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主要通过他们所选举的代表执行,这就是所有这些事情的最高主宰,它拥有掌控技术发展的进度与范围的权力。尽管今天的民主制度存在着诸多矛盾,从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到民粹主义态势,但仍没有一套明显的更高的替代制度,这制度能够以一种公正与合法的方式把握住人们的意志。我们当然期望政治家做出决定时已经包罗性地理解了科学。历史充满了基于错误的科学知识建立法规的案例,比如,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及欧洲所通过的优生学立法。但最终,科学本身只是作为实现人类生存目的的一种工具;政治共同体决定什么是适宜的目的,这最终并不是科学问题。
    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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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10 摘录
    未来一段时间,生物技术带来的最大的伦理争议,将不是对正常人类尊严的威胁,而是对那些并不完全具有定义了人作为物种而存在的所有特质的人。处于这一类别的最大的人群是,未出生(甚至也包括已出生)的婴儿、临终的病人、患有虚弱疾病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
    确实,对“人”的定义太重要了。书中这个部分的探讨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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