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迷恋权力的人,玄武门之变,他是踩着哥哥李建成的尸首当上皇帝的,但他知道,所有的权力,所有的荣华,所有的功业,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他真正的对手,不是现实中的哪一个人,而是死亡,是时间,如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所说:“死亡是行为的停止,是具有表达性的运动的停止,是被具有表达性的运动所包裹、被它们所掩盖的生理学运动或进程的停止。”2他把死亡归结为停止,但在我看来,死亡不仅仅是停止,它的本质是终结,是否定,是虚无。
虚无令唐太宗不寒而栗,死亡将使他失去他业已得到的一切。《兰亭序》写道:“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句一定令他怵然心惊。他看到了美丽之后的凄凉,会有一种绝望攫取他的心,于是他想抓住点什么。

王羲之特立独行,对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包括官场的进退得失、荣辱,但有一个问题他却不能不在乎,那就是死亡。死亡是对生命最大的限制,它使生命变成一种暂时的现象,它用黑暗的手斩断了每个人的去路。在这个限制面前,王羲之潇洒不起来,魏晋名士的潇洒,也未必是真的潇洒,是麻醉、逃避,甚至失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不见得比王羲之想得深入。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超越吃喝拉撒之上的那丝欲念,那点渴望,那缕求索,是为灵魂准备的酒药和饭食。王羲之到了兰亭,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或者说,就在王羲之仕途困顿之际,那份从容、淡定、逍遥,正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等待着他。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皇宫和诸王争夺权力,互相残杀,酿成“八王之乱”。对于当时的惨景,虞预曾上书道:“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这份乱,可谓登峰造极了。公元316年,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王家的功业,恰是此时建立的,公元318年,王旷、王导、王敦等人推司马睿为皇帝,定都建康,建立东晋。动荡的王朝在建康(南京)得到暂时的安顿,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与西晋相比,东晋士人不再崇尚形貌上的冲决礼度,而是礼度之内的娴雅从容。昏暗的油灯下,鲁迅恍惚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这些美事包括:山阴道上的乌桕,新秋,野花,塔,伽蓝……

文人最会玩儿的,首推魏晋,其次是五代。我读《文渊阁四库全书》,读到明代杨慎的《墨池璅录》,书中说:“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两宋以后,文人渐渐变得认真起来,诗词文章,都做得规规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犹如莫言之《红高粱》,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为国争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无忌,就断然做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