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团体让华盛顿压得喘不过气来。它们基本就只会喊一个口号:“这不够,我还要”,哪怕这意味着为这些庞大的隐性负债和赋税埋单的将是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这
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经典诠释。如果被写入宪法,它应该被归于不道德行为之列。
我们的下一代没有被代表。我们的未来没有被代表。很明显,我们急需一个新的特别利益团体，一个维护未来利益的团体,一个代表我们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利益的团体。
遗憾的是,对政客和大多数人来说,应对这些挑战无法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方法。并且不论何种方法都涉及一个东西,那就是牺牲。在这个时代,“牺牲”恐怕是美国政治语言中最难出现的词汇了。
另外,我们总倾向于把责任全归咎于政客们。我们指责他们没有勇气带领我们创造美好的未来。然而,作为民众的我们(也就是你、我、他)其实也亟待成为有领导能力的被领导者。如果领导人不比选民更加高瞻远瞩,那我们选民就必须想办法让他们站得更高。我们必须改变现在的政治制衡体制。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我们的领导人在解决社会问题上采取主动。如果他们想无为而治,那后果就是吃不了兜着走。

在这些难以应对的挑战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政治体系,不分黑白、盲目袒护自己阵营是不好的风气之一,但不正之风还不止这些。
和我们国父曾经憧憬的政治体制相比,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已完全变味儿。他们的理想是,政治代表能把议院看做一个为达成特定目标而举行集会的临时场所。开完会后,大家继续各司其职。农民继续做农活,律师继续办案子,商人继续跑生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动生成的任期限制。但而今,我们的政治代表们并没有把这些工作看做临时性的,而是把它当成了事业,且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惜
向公众撒谎。
正因如此,我们的政治领导关心的不是下一代人,而是下一届选举。每当问题影响广泛且无法回避时,政客们就想法子麻醉民众思想、误导民众判断、转移民众视线,可谓无计不施。总之就是不会明明白白、老老实实地向民众交代我们正面临何种挑战、我们该如何解决,也不会愿意带领民众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他们以为,我们变成了一群贪心不足、急功近利之人。我们想拥有一切,我们想马上拥有切。我们不愿舍弃,也不愿意付出。很多时候这些政客并不像国家领导,倒更像教唆分子、阴谋家,他们让我们被蒙蔽双眼、被掐住喉舌,并从此在欺骗中生活、在沉默中渴求。
撒切尔夫人可谓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位成功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领导人。我曾经请教她:为何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发达国家未能取得类似的成功?这些国家领导的脑子在想些什么?他们都经历过怎样的政治生涯?她干脆地回答我说,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们何必鹬蚌相争,而让渔翁得利?”在我们美国
的民主政治中,对这种投资大、收效晚、费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取了个代名词
“无果花”,即:任何在我任期内的改革都是只开花、不结果的无果花。

10年前当我们还在芝加哥时,我得到了几件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我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兴趣来自于我曾做过精神分析的经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疗法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风靡一时。进行精神分析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眼界开阔”和“知识分子型”的人实现自我意识的种方式,他们也可能是要借此寻找一些谈论的话题。记得我决定按圈内人的说法“躺上长榻”完全是出于好奇心。一些人,尤其是男人,似乎将进行精神分析看做是内心软弱的表现,当然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敢于进行自我探索,源于自己可以应付任何自我发现,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因此,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回顾我的童年时光,拼接我不完整的记忆,分析我所做的梦,并试图用这一切来解释我现在的行为模式。对我进行精神分析的心理医生来自古典的非指导性学校,因而他很少提示或干预我的思维,而是让我自己在精神的田野上随意漫步,并挑出自己感到最有意义的风景片段。这是一个有益的经历,但难以用言语表达。

10年前当我们还在芝加哥时,我得到了几件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我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兴趣来自于我曾做过精神分析的经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疗法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风靡一时。进行精神分析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眼界开阔”和“知识分子型”的人实现自我意识的种方式,他们也可能是要借此寻找一些谈论的话题。记得我决定按圈内人的说法“躺上长榻”完全是出于好奇心。一些人,尤其是男人,似乎将进行精神分析看做是内心软弱的表现,当然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敢于进行自我探索,源于自己可以应付任何自我发现,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因此,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回顾我的童年时光,拼接我不完整的记忆,分析我所做的梦,并试图用这一切来解释我现在的行为模式。对我进行精神分析的心理医生来自古典的非指导性学校,因而他很少提示或干预我的思维,而是让我自己在精神的田野上随意漫步,并挑出自己感到最有意义的风景片段。这是一个有益的经历,但难以用言语表达。

个秋天的周末,离大选还有一段日子,我和白宫越来越深的隔阂明确地显现了。那天,我和萨莉前往凯瑟琳·格雷厄姆在弗吉尼亚乡村的格伦·韦尔比农庄,参加聚会。到场的客人包括富有传奇色彩
的杂志编辑克雷·费尔克( Clay Felker)和通过编纂一章国防部文件而前途光明的外交新星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Richard Holbrooke)。正当我在农庄打网球的时候,克雷的一位助手过来通知我,说一名白宫官员在电话那头等我。霍尔德曼用无所不能的白宫电话总机找到了我。他就某一不重要的事情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已经忘记那回事儿了,但我知道发现我在敌人的阵营娱乐令他很不高兴。尼克松阵营的理论是,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很早的时候,我就向尼克松阵营的人表明,我想拥有怎样的社交生活是我自己的事。

总统也对我的社交很不满意。不久以后,大选尚未开始,我向他简要报告我所预测的能源危机。我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很可能会受政治因素和利益驱动,大幅提高石油价格,或者禁运石油,这将更糟糕。此外,我还对尼克松说,能源问题应该和安全问题及贸易问题一起被放在国际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但是总统似乎对此毫无兴趣。我感到在我讲的时候,他摆出的是一张满是挖苦的脸。等我说完,他撇了撇嘴,声音中带着嘲讽地说:“很好,彼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分析。你那些乔治城鸡尾酒会上的朋友对此可能也会感兴趣。”

其实,我早该从这些讯息中知道,我的商务部长之职朝不保夕了。当你在华盛顿任高官的时候,让你辞职的往往不是你邮箱里的一张解雇通知书,你要自己领悟。当乔治·舒尔茨告诉我白宫对我“不安”的时候,我才最终确切地知道上头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做:要么狼狈地离开,要么优雅地离开。我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