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此,“溢出”(也就是其他人“窃取”你的点子)并非偶然,对发明家来说,也不是什么令人讨厌的坏事。“溢出”是这一活动的全部意义所在。靠着“溢岀”,一项创新跟其他创新相遇,进行交配。现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相遇、融合、交配和变异的历史。过去两百年里经济加速增长,也正是因为思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混血。结果辉煌得出人意料。20世纪50年代,查尔斯·汤斯( Charles Townes)发明激光的时候,人们嘲笑说,“这项发明可真是没有用武之地581”而今,激光的用武之地范围大得没人想得到,它既可以把电话信息发送到玻璃纤维光缆上,也可以从光盘上读取音乐,既可以打印文件,还可以治疗近视。

贸易把人们吸引到城市,贫民窟激增。这难道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吗?不。在浪漫派诗人看来,工业革命的碾碎机大概面目可憎;但对年轻人来说,与其在农村的一小块土地上卖命挣扎,住在肮脏又拥挤的茅草棚里,城市的灯塔里却到处闪耀着希望的光。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福特·马克多斯·福特( Ford Madox Ford)在《伦敦的灵魂》( The Soul of london)一书中赞美道6,在富人眼里,城市似乎拥挤又肮脏,可在劳动阶层眼里,它是解放和创业的天堂呢。

去问问现代的印度妇女,为什么她想离开农村的家乡到孟买的贫民窟去?因为城市里除了各种危险和肮脏,还代表着机会,逃离她故土农村的机会:故乡只有苦差,没有薪资;家族的控制让人窒息;还得顶着毒辣的太阳或者倾盆的暴雨在田里干活。正如亨利·福特说,他发明汽车的动力,是要逃离“中西部农场令人崩溃的苦闷生活”;也正如印裔美籍作家苏科图·梅塔( Suketa mehta)所说:“对印度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孟买的魅力不光在钱上,它还意味着自由。”

明朝皇帝们不光把大多数产业和贸易纳为国有,造就了国家对盐、铁、茶、酒、外贸和教育的垄断，还以极权方式干涉国民的日常生活,进行言论审查63。明代官员社会地位高而薪俸低,两相结合必然孕育岀腐败和寻租。和所有官僚一样,他们本能地怀疑创新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他们花越来越多的精力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努力达成最初设置职位时定下的目标。诚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 Etienne Balazs)所说：

专制之国的势力范围,官僚制度的无限威力,是愈发走向极致了。当时对人们的服饰、对公共和私人建筑(房屋的尺寸)均有管制;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听什么音乐,过什么节日,所有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规矩,死有死的规矩。从生到死,人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天朝的密切监视之下。这
是一个充满官样文章和烦恼的政权,无穷无尽的官样文章,无穷无尽的烦恼。

所以,典型的阿卡德商人是惊人的现代化的生意人,他要靠商品自由交换赚钱谋生。虽说当时没有铸造出来的硬币,但到公元前4000年末期,已经存在以白银为基础、自由波动的价格了201。寺庙充当着类似银行的作用,它借钱吃利息,乌鲁克语里的“大祭司”一词,也有“会计”的意思21。到公元前2000年,亚述帝国的商人完全像当代企业家一样,在安纳托利亚的各个独立国家里经营“卡拉姆”飞地2他们有“总部、海外分厂、企业层级、域外商业法,甚至还从事些许的海外直接投资和增值活动”。他们买入黄金、白银和铜,交换锡、毛毡、纺织品和香水,装在最多可达300头毛驴拖动的大篷车里运送。锡的利润率是100%,纺织品是200%，但利润率不这么高不行,因为运输不可靠,失窃的风险高。公元前1900年,就曾有个叫普苏一肯的商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卡内什城免税区经商,他游说国王,他为规避议会制定的纺织品进口法规而缴纳罚款,他跟投资伙伴分享利润,他的一举一动,都跟当代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一模一样。这些商人“投身于铜和羊毛的交易,不是因为亚述人需要它们,而是因为贸易是获得更多黄金白银的手段”。利润说了算。

在这些青铜器时代的帝国,商业是繁荣的成因,而非它的表现。尽管如此,自由贸易区本身又是很容易被纳入帝国统治的。过不了多久,通过税收、监管和垄断,贸易创造的财富就变成了少数人的奢侈品,用来压迫群众。到公元前1500年,你可以这么说,随着商业活动逐渐收归国有,世界最富裕的部分已经没落成了停滞的皇家大锅饭。埃及、米诺斯、巴比伦和商代的独裁者统治的社会无不充斥着严刑峻法,官僚主义泛滥,个人权利脆弱不堪,技术创新遭到扼杀,社会创新步履维艰,创造力屡受惩处。青铜时代的帝国陷入停滞,和国有化产业陷入停滞的原因大致相同:垄断奖励谨慎、阻碍尝试,生产者的利益损害消费者利益，收入逐渐落入生产者手中。法老们获得的创新数量之少，堪比美国邮局和英国铁路总局

幼发拉底河沿岸爆发的城市革命,在尼罗河、印度河和黄河沿岸重演。靠着灌溉系统和尼罗河毎年发洪水带来的营养成分,古埃及的小麦产量曾达到每公顷两吨的高水平。只要把农民们的干劲发动起来,就能得到充足的粮食盈余可用于交换其他商品(金字塔也包括在内)。较之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在同一条道路上走得更远:灌溉,中央集权,大兴土木修建纪念性建筑,最终陷入停滞。农民们的收成要靠尼罗河的水流量,这样一来,拥有船只、把持了泄洪闸门的人就成了主子,夺走了农民的大部分盈余。不同于狩猎采集部落或牧民,面对税金,农民们只能留在原地老老实实地缴纳2,尤其是在周围都是沙漠、耕作严重依赖灌溉渠的时候。所以,一等美尼斯统一了上下河谷,当上了第一任法老王,丰饶多产的埃及经济就陷入了国有化、垄断化和官僚化,最终被统治者「沈重的獨裁主義」扼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