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能够折射出历史的三棱镜,传记引人入胜,让读者去关心更大的主题。人们都对彼此、对他人的命运感兴趣。如果看上去我强调读者的兴趣更胜于作者的意图,那是因为对我来说,读者地位至关重要,是一半的作者。读者与作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做爱、打仗和打网球都需要两方的话,写作也需要两方的力量去完善每一个铅字的功
能。我从不认为我写的东西在被人读到之前是独立的存在。就像蛋糕,它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被人吃掉。所以,首先要打动读者。

其次,传记之所以有用,因为它有以小见大的作用。它是这样一种视角,让作者缩小范围到可控的尺度,同时让读者更易理解主题。如果视角太宽,中心主题就会跑走,被稀释,丧失了形状。你不用为一个整体而写作,只为那个能真正代表整体的东西写作。

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

有一件事造就了历史上最雄奇的猜想和最尖刻的讽刺,这件事就是:1945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取得全国性权力的四年半之前,他们企图和美国建立关系,要求前往华盛顿,要和罗斯福总统面商机要。是什么促成了这个要求已不可知,只有等待档案解密,不过,我们现在才刚刚知道,美国对此友好姿态未做任何反应。在27年间,两场战争,不计其数的生命魂飞魄散之后,两个没有交情的超级大国因猜忌和恐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之后,一位美国总统——上一位美国总统让1945年的访问未能成行—终于访问了北京,和那两位中国领导人见了面。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可能吗?

这个提议的原件,1月9日由美国在延安的军事观察组代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转交给了在重庆总部的魏德迈,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他们的请求被传达给“美国的最高官员”。内
容(这是第一次公开刊载)如下：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
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
愿意在白宫接待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未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
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

周恩来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随后发出邀请,他们将坐飞机前往美国。怕此事不成,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对他们的要求保密,以保证他们和蒋介石的关系如旧,他们当时正在痛苦的谈判之中。

这个消息1月10日到了重庆,但没有转交美国,只是在另一
个文件中提及了一下,这个文件可能是给罗斯福总统的
也可能是给国务院或者战争部的。原件被帕特里克·赫尔利截留在重庆,魏德迈将军也被迫同意这么做。

不是军人的本性,而是人性需要为战争负责。士兵只不过是本性表露的一个形式。进攻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吃喝和性爱。我作为学习人类行为记录的学生,我敢自信地说,和平不是人类的传统。历史学家计算过,工业革命以前,战争冲突是人类花费时间第二的活动,仅次于农业耕作。

人类历史始于部落——那时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意
分裂。甲部落在认识到乙部落与自己的不同之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据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所有生命、思想和行为都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天和地、土和水、暗和明右和左,北和南,男和女。这些极点之间并非一定是对抗的,但“我们”和“他们”之间却一定是天然对抗的。当部落之间意识到了各自的差异,他们就开始战争,为了食物,为了地盘,为了统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也许要世代相袭。全国的学生和同情学生的老师,他们要让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滚出学校,但他们改变不了以上事实,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入情入理。

弗洛伊德称之为求死愿望,意思是自我摧毁。它同样可
以被称为求生愿望,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本能，一种战斗和征服的欲望,如果说需要杀戮,那么,杀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本能说:“我要征服,我要活。”这也是男性的本能。女人作为后代的哺育者,天职是存续生命。也许我们的白宫里要是位女总统,国会也由女性统治,我们昨天就已经从越
南脱身了。

“我们永恒的敌人,”威廉·詹姆士1904年说,“根植于人性中的好斗。千年的太平也不能把战争的本性剔除出我们的
骨髓。”我们所在的世纪有什么事情可以反驳他吗?

推广至政治行为也就是用于人群,这种对人性的新认识摧毁了对民主概念的自信,民主依赖于普通人最普遍的共识。19世纪的自由主义假定人是理性的行为体,他自发地根据自己最优的利益采取行动,所以最后会导出理性的集体行为。在这样的原则下,自由主义者坚持扩大投票权,最终达成一人一票的目标。但是,识字率的提高和投票权的扩大,正如事实证明的,并没有增加政治共识。大众被挥舞的血衣引来逗去,投票的决定只是因为一些口号—“自由造银币”“绞死德皇”“每个车库两辆车”,他们没有展现出比玛丽安托瓦妮特和卡利古拉更高的政治觉悟,前者说:“让他们吃蛋糕啊。”而后者则任命了他的马为领事。普通人证明了自己并不比堕落的贵族更有智慧,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展现出民主政治假设他们具有的天生的智慧。

威廉·特洛特,在他1908年出版的书《和平与战争中的大众本能》( nstincts of the Herd inPeace and War)中发现,暴民或大众的本能是来自弗洛伊德发现的潜意识的罪恶之井。他把大众本能描写为非理性的力量,“模仿、懦弱、残忍...易受他人影响”,然后用这句史上最为阴郁的话结束了他这本著名的论文:“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归根结底,人类会证明,自己不过是大自然又一失败的造物。”

我从偶尔到大学校园访问的经历中了解到,年轻人非常关心当下,而对过去往往嗤之以鼻,认为无关紧要。他们想了解卡夫卡的一切,而不是柏拉图,关心萨特而不是莎士比亚,关注黑人权利而不是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美国历史是从约翰·肯尼迪开始的。对于每个话题,每个学生都只关心与其最直接的相关,并希望每个话题,不管是什么,都能直接和他们个人“挂钩( hook in)”——我在另一所大学听到的说法。自我中心主义( Narcissism)和当下主义(now-sm)——强调自我和现在——是目前大学中最主要的两个关切。历史的长处,是让你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待发现的东西和昨天报纸上的新闻同样和你息息相关,苏格拉底对话录比草草胡编乱造的什么社会心理学课程与你更贴近。什么才是要紧的,说到底,是人类的经验,这种经验已经有了一定年头的积累。

任何自认为是西方社会一员,或有意保留此种身份的人,都继承了自雅典、耶路撒冷到伦尼米德、福吉谷,以及瓦茨和
1968年8月芝加哥的一切西方历史。他或许忽视或许抗
拒,但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的过去隐于幕后,微笑
着,知道个体并不能逃出它的影响。对我来说太清楚了,我
们逃不出过去的掌握,就像我们逃不出基因的安排。“别人害怕明天会带来什么,”一位穆斯林智者说过,“但我害怕昨天
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