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供选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不同程度地将国家计划经济、被互相连接起来的联合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和政府对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工业的资助结合在一起的正在扩散的亚洲经济形态。
这种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

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诸如“追逐名利、争夺权位”之类的“卑微目的”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吗？
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面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考虑。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万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

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首要地位乃我们当今全球性隐忧与恐惧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与我们的内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方向和目的。
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