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著《张爱玲学》中的每篇文章,都写得平易质实,温敦典重。他论说的方式,通常是每篇先确定一个显豁的主旨,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阐述论证,将纷繁的材料有条不紊地统摄在提出问题一剖析问题一解决问题的逻辑结构中,进而做更广的生发,更深的开拓。通篇没有自以为是的骄气,也没有放言高论的威势,只是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接一段地从容辨析,使对所要论述的问题褒贬自见。但如果碰到“论是非、定从违”的关键,他绝对不做乡愿而人云亦云,一定挺身而出,直言纠正。特别对一些误解、曲解张爱玲的评论,他必定细密考察,小心求证,务使史料的真伪、史事的是非得到公正的判定。而行文措词,虽不是字字风霜不可犯,但也自然予人不容置疑的说服力。这种本着文学
良心、敢于表明立场的胆识,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特色。
文学作品是一个作家主体生命体验,与外在环境融会升华的产物。文学现场的追踪、考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在怎样的时空条件和生活氛围下进行写作,以及可能遇到的压力与限制。

至于钱氏说的“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这些年来文坛一窝蜂大谈张爱玲,变成种时髦,一种流行。好好的一个张爱玲,被人说腻了,说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