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满四岁的长女已经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父亲不必到公司上班呢？”父亲在家工作的家庭，在孩子的同龄人中已开始被视为特例。
不仅如此，我习惯深夜工作，早晨才上床睡觉，过了中午以后起床吃早餐，这已是我多年来固定的作息方式。我选择在精神最能集中的时段工作，也就自然养成了这种习惯。我起床后要先接待访客和接听电话，等这些应酬告一段落后，便出门参加聚会、运动或参与戏剧工作等，直到孩子入睡之后，才又踏进家门。
在孩子看来，这种作息想必相当奇怪吧。在他还没长到能理解父亲工作的年纪之前，这种奇怪的印象就这么根深蒂固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我想，小偷的家庭肯定也是这样的。

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决心辞去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门,为日本官僚体制的权力核心）的差事,九月二日提出辞呈,九月二十二“辞职获准”。
但另一方面,我开始过着与现代作家类似的生活,接到免职文件之后,马上向大家告辞,然后去演讲和参加座谈会。
那天晚上与现在相同,我彻夜不停地写小说。其实,我仍会担忧辞去公家机关的工作之后,生活维持得下去吗?为此,我极合理地思索：
“至少现在不成问题吧。”
“但五六年后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为了确保五六年后安然无虞,我必须倾其全力投入最基本的工作。”
我以此想法让自己安心下来,还督促自己得加强锻炼体魄才行。十月刚到,我立即加入以前的主马寮的豪华骑马俱乐部。恰巧正是那时候,我接到河出书房邀写小说新作的稿约,对我来说,这个邀约适逢其时啊!
由此看来,我似乎颇能为自己做心理建设似的。但其实,自从我过着紧张的职业作家生活,便感受到精神和肉体衰亡的危机。

但阅读太宰治的作品,或许是我最糟糕的选择。那些自我戏剧化的描写使我反感,作品中散发的文坛意识和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令我无法接受。
当然,我承认他那罕见的文学才华,或者是出于我的爱憎因素,他也是令我生理上反感的作家,因为他是刻意把我欲隐藏的部分暴露出来的那种类型的作家。许多文学青年，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肖像而兴奋不已,我却急忙地别过脸去。直到今天,我仍持有都市出生之人的固执和偏见,哪怕稍微想到“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都会让我深深不以为然。在那之后出现乍看像都会派的时髦新锐作家,他们散发出来的习气同样令我无法忍受。
我周围的青年们,对太宰治狂热推崇,至《斜阳》发表时达到了顶点。为此,我变得愈发固执,公开表示我讨厌太宰治的作品。《斜阳》发表之时,社会以及文坛上为之轰动,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和缺乏娱乐活动,使得文学性的事件容易引来大众的关注。今日,诸如这种全体社会对文学的狂热现象,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读者太过冷静自持了。
我也立即弄来这本书看了一下,可看了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出现在作品中的贵族,当然全是出自作者的寓意,尽管他描写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贵族,但既然是小说,或多或少得有“像真实的”呈现。但在我看来,不论从人物的措辞还是生活习惯,都与我“二战”前见闻的旧贵族阶级天差地别。光是这点就令我厌烦至极。比如,贵族的女儿把“厨房”说成“灶脚”,或者“母亲的用餐方式”等,其实正确说法应为“母亲大人的进膳礼仪”才对。还有,他以为作品中的母亲本人凡事都需使用敬语,因此连自称也使用敬语:
“和子,你猜猜看母亲大人现在做什么呀?”
除此之外,他还描写她在庭院中站着小便!
举凡这些描写,使得我对太宰治的文学的批判愈发激烈。因此,有些朋友觉得让我与太宰治见面是件有趣的事。诸如矢代静一及其友人早已经常进出太宰治的住所,他们随时都可以带我去。

也就是说,自从我被视为古怪落伍的唯美派起,经过数载努力,就在要挤入战后派文学阵营之前,那个据点即告土崩瓦解。如果《序曲》现今仍秉持当初的精神(这终究只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那么战后的文学发展或许就不是今天所见的局面了。
我当时对此的确有些恶意旁观,现今却分外怀念起那个爆发性十足、晦涩难懂的文学兴盛的时代。至少那时候我丝毫未能预感到,今天竟会是如此庸俗至极的时代。

座谈会上,偶尔谈及殉情的问题,但并非针对太宰治的
殉情事件,我曾口出狂言:“年轻人敢于殉情求死,这不是件美事吗?”直接掀出了战争时期浪漫派的本色。
“可不能这样说呀。你的想法太极端啦。”中村真一郎立即露出为难的表情,予以反驳,听起来像是概论式的人道主义的说教。
由此我敢断定:这些人不认同暴烈之美。
“这样又岂能懂得能乐和新古今集的精髓?”
我并非想批评现在的中村真一郎是“不认同暴烈之美”的作家,我只是尽可能想唤起当时的感想而已。因为那时我对任何事物都是凭直觉且武断的,主张感性而为,坚持一种顽强而非逻辑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