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6/6] 之后的...

尾注

[1]Coble,Parks.1979 .“The Kuomintang Regime and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1927-29”.The China Quarterly,No.77,pp.1-24.

[2]Skinner,William,G.1985.“Presidential Address: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4(2),pp.271-292.

[3]原来外商靠贸易获得远销海外的丝绸茶叶,到了明朝妙了,只要假扮使节进贡等赏。于是日本和朝鲜都摇身变成了中国奢侈品的超级大代购。光是朝鲜为了获得中国货品,一年就进贡了70余次。相比之下,中国商人的境遇要惨一些,正常的外贸商转眼变成了做走私的海盗,外贸的中心 ……[ 展开全部 ] 也从中国南部移到了菲律宾(便有了后来马尼拉的几次屠杀华侨事件)。朝贡体系自古有之,不过明代做的比较极端。

[4]Von Glahn,Richard.1996.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白银真正成为法定货币(银本位)是在1933年。政府也久久没有正式发行白银货币,直到清末才开始有地方大员尝试铸造银元。

[6]太平天国占据南方税收大省且截断了输往中央的漕运线路,咸丰一朝的京城被逼发行了宝钞官票代替银钱。原本是王茂荫精心设计的类银行货币体系,可惜被当局当成打白条的工具给玩坏了。彭泽益.1983.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

[7]地方上因军费所迫开收厘金,把商业流通纳入课税范围,是顺应当时经济发展方向的财政举措(变成弊端是后来的事)。罗玉东.2010.中国厘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8]梁启超.1910.“各省滥铸铜元小史.” 饮冰室合集.

[9]Besley,Timothy.2007.“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Property Rights,Taxation,and Polit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9(4),pp.1218-44.

[10]Elman,Benjamin A.1991.“Political,Social,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0(1),pp.7-28

[11]张仲礼.1991.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2]黄仁宇.1997.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

[13]钱穆.200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pp.140-156.

[14]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而不同的估算也是各说各理。彭慕兰的研究认为中国一直到1800年之前人均GDP都超过欧洲。李伯重教授的研究也证明至少江南地区的发展可与欧洲比肩。这方面比较精细的估算来自Broadberry et al(2014),估算的结果是从1500年开始一路下滑。Pomeranz,Kenneth.2000.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李伯重.200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伯重.2007.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Broadberry,Stephen,Hanhui Guan and David Daokui Li.2014.“China,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980-1850.” LSE Economic History working paper series.

[15]Maddison,Angus.2007.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960-2030 AD.Paris:OECD Publication.p.168.

[16]Jia,Ruixue.2014.“Weather Shocks,Sweet Potatoes and Peasant Revolts in Historical China.” Economic Journal,124(575),pp.92-118.

[17]Chao,Kang.1975.“The Growth of a moder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competition with handicrafts.” from Perkins,Dwight H.,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p.167-20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8]Maddison,Angus.2007.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82.

[19]举例:p.119 第三段中的一段文字和钱穆一书几乎完全一致,似应加个脚注。钱穆.200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p.154.

[20]吴慧老师早先有两本书,当时出版量小流传并不广泛:中国商业政策史(文津出版社 1995)详实有趣。而中国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深入浅出,巧的很,讲的就是管仲、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和本书作者忽略不计的张居正。两本书已在2014 和2016年先后再版。
[ 收起 ]

书评 [6/6]

===最后===

导论中夹杂了太多生搬硬套的理论框架,在正文中也没有更好的阐明。而在后面的十二讲里面,有时候感像在用现代的目光看待古代的事物,而不是真正的以史为鉴。当然用类比现代制度的方法介绍古代的确有助于读者理解,并对书中的议论产生共鸣。如果在书尾附一个参考书目,以便有兴趣的读者继续阅读,或许会好些。顺便提一下,文中引用有时也不够严谨。[19]

最后回到导论里面的两大公案。一个是对中国发展看法的分歧,一个是大一统的矛盾。

作者劈头就感叹道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p.1)。而作者举出的 “对立的” 论点是:“乐观派” 的科斯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伟大的经济改革,而 “悲观派” 的克鲁格曼总认为中国的经济危机快要来了。另外科斯认为现有的框架无法完整的解释中国的崛起而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并不独特。可是科斯的观点是对中国这 ……[ 展开全部 ] 几十年改革的回顾,然而克鲁格曼的观点是对中国将来经济走势的预测,这两者怎么可以凑在一起变成一个矛盾(以 “对过往美誉” 之矛攻 “对未来怀疑”之盾)？而黄亚生觉得中国发展不独特,这就悲观了么？这个硬凑的矛盾,我实在不太理解。

另外作者还搬出了 “每一个中国男孩”(中国女孩不服~)的历史启蒙教材 “三国演义” 来告诉大家:大一统 “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在中国人心目中,统一究竟是 “目的本身" 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 已经傻傻分不清了。然而,每一个选择都有他自己的代价,而大一统的代价就是 “集权、独裁、专制”。并且这是 “一枚硬币的两面”,你 “别无选择”。大一统难道不可以是融合,互信,兼容并蓄么？先不说三国演义和这个硬币的两面有多少关系,我把书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愣是没有找到一个 “大一统” 的定义。没有定义的命题都是伪命题…

===最后的最后===

读这本书的感觉,心情像坐了趟过山车。全书读毕,虽然中间历史的叙述十分有趣也获益良多,但是空洞而磅礴的一头一尾让人无所适从,最尾端的 “京杭大运河” 畔之典故猜想作者也是用心良苦。然而这一腔热情的肆意倾倒,让读者有种一言难尽,不可描述的屈憋。

我大概可以理解作者想从历史的角度讲一下中国今天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探究一下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些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桎梏。然而说中国现在的复苏仅仅是几千年收放的周期性表现,是在难以让人信服。中国古代的问题(赋税能力,产权问题等等),这些都能与时俱进。强大的国家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也有潜力可能毁坏很多事情,关键在于怎么管控自己。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倒真的不是仅在中国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书中夹杂了太多生搬硬套的理论框架,在历史描述中亦没有更好的阐明。而十二讲里面,有时候感像在用现代的目光看待古代的事物。当然用类比现代制度的方法介绍古代的确有助于读者理解,并对书中的议论产生共鸣。然而这样的写法和真正的以史为鉴相差甚远,倒是颇有媚俗之嫌。顺便提一下,文中很多时候似乎该引用没有引用,引用有时也不够严谨。[19]如果在书尾老老实实附一个参考书目,以便有兴趣的读者继续阅读,或许会好些。

其实如果只是单纯的12个小品文,当入门读物,倒也不错。

或者像吴慧老师一样,就踏踏实实写一本小册子,讲讲历史,读者心中自有定夺。然而像吴老师那样的书籍,不随便借古喻今,没有商业营销,静静躺在那里30年,若不是前阵的众筹,至今都未必能够再版在世人面前。[20]

[走心走肾的书评到此为止，还有一个尾注贴不下了另发]
[ 收起 ]

书评 [5/6]

===值得商榷的明清停滞和自转逻辑(2)===

读到这里我不禁内牛满面,简直要献上自己的膝盖…清代中叶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三亿四千万(1800年)[15],袁隆平院士尚未出生,试问宋代的水稻革命怎能支撑起一直上涨的人口。何况水稻是一种娇气,对水土要求高,需要手动插秧和移植,因而labour intensive 的南方作物(北方大量栽种的仍然是小麦)。国内人口不停上涨,才最有可能出现争取更多土地的对外扩张 ,或是内部争夺资源的内乱啊！好吧自己踢的坑我自己来填:明清人口增长,一种比较可靠的解释是因为明清时期拉美的几种作物(生存能力强大的玉米红薯)的引进突破了当时的农业技术瓶颈。[16]是大航海时期发现的红薯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啊！然而大大提高的产量又被紧随其后的人口追平了。于是才有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概念(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El ……[ 展开全部 ] vin 1972)。

传统手工业为什么不能够发展成为工业革命？作者的观点是因为明初强行种植棉花的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偏向分散的 “城镇化” 结构。举出的例子是江南乡村棉纺织业的发展(扶额…)。

第一,江南的乡村即便没有棉花革命这个幺蛾子,也早就家家户户从事养蚕和丝织这些 “一户一织” 的传统手工业了啊~元代以后,中国的很多地方出现了人口大迁徙,湖广地区农业开始发达,而传统的粮食产区(苏湖)已经逐渐转型成为了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形态。这仿佛并不能用来说明 “城市化”的受阻,而是江南农村出现了初阶的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sation)。直到19世纪中叶江南的经济水平一直都在欧洲的平均水平之上(也因为这样,很多人认为江南的例子不能用来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而这里运用了已经没有代表性的江南的例子,却来证明中国经济之小农化,真是深深的醉了~),然而为什么迟迟不出现与欧洲比肩的工业,作者借用了赵冈的家庭作坊底成本理论,却似乎没有好好读完他的文章。为什么 “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就 “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而 “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 无法与之竞争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没有出现足够大的农业革命来大规模提升农业产量(都说了水稻娇气啊！),而绿色革命恰恰工业革命的基础:它给工业革命带来足够的资本和劳动力。在中国,没有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可以全身心投入手工业的工场。当农民个个都还是需要种田的时候,闲暇时织个小棉布,才会显得 “没成本”。这时候不得不提一下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有份参与:妇女和儿童不算做正真劳动力,当妇女只能呆在家里,而没有出门工作这个机会成本的时候,在家弄个刺绣,显然算是零成本。当妇女和儿童能够作为独立的劳动力的时候(他们恰恰就是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主力),赵冈的 “零成本” 可能就不太适用了。

第二,资本主义式的工业化发展是需要资本的,然在中国(乃至当时的日本)缺的是资本,多的是人口。全盘照搬西方的工场机器设备成本上划不来,1850年代怡和洋行在上海创办的缫丝工厂,就是这么失败的。工场倒闭之后所有的机器转卖给了日本政府,成立了日本第一个现代丝厂,同样失败了。赵冈在中国现代纺织业的研究中举过一个成功的生产机械化案例:机器纺纱又快又好,和手动纺纱的生产率比较为 44:1,而机器编织和手动编织的生产率比较为 4:1。于是纺纱机很快替代了手工纺纱,但是编织机的普及就慢许多,农民一般都是购买纺纱厂生产的棉纱继续做编织的工作。[17]可见中国农村经济的近代化是基于本身的经济基础和供需关系。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然和西方有所不同,但不代表中国不能慢慢自己发展自己的工业化。

第三,对于工业化的抵制,传统的行会(棉行,茧行,丝行)难逃其责,他们既是农村手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商,也是最后成品的收集人。工业化之后行会的地位岌岌可危,便在供应渠道做手脚,让早期的工厂拿不到足够好的原材料。当时行会势力很大,有政府衙门撑腰。那为什么行会势力辣么大？因为他们是缴税大户啊！而工厂是新生事物,洋务运动也不赞成私营企业,是个灰色地带啊。不交保护费怎么没保护你？那为什么不能征收工厂的税收？后来政府脑筋拨过来了,准备征收了,这就是1904年公司律颁布的缘由。可惜来的太迟,没几年清朝就灭了。好吧我自己踢出来的坑又被自己填平了,摊手。

顺便讲一讲作者所说的明清停滞,书中唯一最直接的论据是1300到1800的500年间中国人均GDP几乎为零增长(p.117)。这个数据的来源是麦迪森一书(顺便提一下原书表格上的数据是1300年和1700年),然而这就尴尬了啊。稍稍熟悉一下麦迪森数据(Maddison Project)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对世界各国从公元1年到当代的基本宏观数据汇总(并用 PPP 调节),对于世界发展的平行比较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把单独一个国家的古代部分的数据拿出来,未必经得起推敲。此外,麦迪森的中国古代人均GDP数据并不是连续性的统计,而是对1300 和 1700 两个benchmark year 的估算,两个年份之间并没有其他年份的任何估算数据。这两个年份的数字怎能用以证明400年见人均GDP的发展走势呢(中间极低、极高或者极大波动都很有可能)。为此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两个数值的具体来源,是来自于麦迪森的另外一本书中的表格。[18]表格里中国20世纪以前的人均GDP一共有7个benchmark years,具体数字如下:(公元)1年 400$ ($为1990年国际美元),1000年 400 $,1500年 600$,1600 年 600$,1700年 600$,1820年 600$,1870年 530$。并没有1300年的数字(估计是 extrapolate出来的),也并未提供估算方法(引用他的原话这是guesstimated figures)。按照麦迪森的数据,我们从汉唐到北宋,经历了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人均GDP也还停滞着呢…摊手。麦老爷子就是如此任性。问题是,你信不信？

[待续]
[ 收起 ]

书评 [4/6]

===值得商榷的明清停滞和自转逻辑(1)===

作者谈及中国几个走不出的怪圈,一个是在财税方面需要国有专营又会引起权贵经济的矛盾；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在平铺的前进而不能有工业革命的自转逻辑。我觉得他们并不是逻辑的怪圈。赋税问题前面已经讲过。对于明清停滞这个判断和论述,个人也有所保留。

虽然经济停滞可能不算是个误判,然而本书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实在很难说直中靶心。对于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于西方,作者除了列举了一系列西方的数字以外,还运用了很多 “世界时间” “自转惯性”等等抓马而动人的比喻(pp.112,128)来描述,而不是论证,明清停滞。论证本身为什么要被揪着不放呢？因为对于明清停滞成因的探讨,直接关系到怎么看待“为什么中国没有工业革命” “没有外力中国能不能打破小农经济” 这几个 “世界级” 的问题(p.124),和作者企图用十二讲来说明古今延续性命题也息息相关。 ……[ 展开全部 ] 书中的解释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内需增大,明清两朝又为了巩固政权,实行了对外闭关和对内用鼓励小农经济来进行 “散沙化” 的统治。

相对于全球经济趋势,中国经济在帝国后期的下滑是很多学者的共识,而分歧则在于 1)什么时候下滑(宋代,明代,还是清代);[14]2)国内经济发展停摆的原因在哪里。且放下何时下滑这段公案,看一看停滞的原因。作者的解释是中国社会的 “超稳定结构”,令到经济发展一直在 “平铺式的演进” 而没有 “实质性的突破”。这里我实在很想感叹中文用词的博大精深。所谓的 “平铺式的演进” 和 “实质性的突破” 如无意外,应该便是麦迪森一书第一章里提到的 extensive growth 和 intensive growth两个概念。两者皆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前者的增长主要在于人口的增长所以人均产值不变,而后者的增长则是来自于生产力(资本或是技术)的提高。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前一种增长模式,这一点实在早已是学界的共识。真正令大家讶异的地方在于,平铺式的增长模式,是不太可能恒久保持的。一般人口增长到一定阶段,现有的经济产量便不能继续承载人口的增长,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制度或是科技上的提高来增加产出,就会出现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thusian trap):通过战争饥荒的爆发来自动调解人口数量,缓解资源紧张。马尔萨斯陷阱在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的重复出现。而在在经济学家眼中,中国的明清时期,经济资源(相对人口总量)已经十分紧张,分分钟触爆马尔萨斯陷阱。可是却出人意料的出现了 “康乾盛世”,人口翻了三番以上。作者把它理解为 “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p.134),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当时农业技术没有什么长足进步,土地资源异常紧张,人口却仍然持续增长,无情践踏马氏陷阱,刷新经济学家三观。

究竟是什么缘故,令到中国有能力困在这个平铺内卷式的男耕女织小农经济里面呢？ 作者提到了两种改变国家命运的作物:宋代的水稻和明代的棉花(p.124)。两熟或三熟的水稻增加了农产量,令 “宋代人口急速增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 ‘刚性需求’”。而明代的 “棉花革命” 更是让广大的农村人口从事纺织业。然而,“随着家庭纺织业的繁荣”,中国反而出现了 “城市化的离心现象”,农村手工业繁荣,却一直没有出现英国相同的工业革命。探其究竟,作者引用赵冈的的研究,又继续写道 “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厂化生产相比[…]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于是乎,中国(江南)的乡村手工业 “变成了机械工业化的障碍”,它 “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 “阻止工场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pp.123-127)。

[待续]
[ 收起 ]

书评 [3/6]

===意犹未尽之两个研究工具===

在导论里作者提出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两大研究工具。在此列举一下我粗陋的理解和疑问。

初读至 “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脑中便闪现出各种平时上课没听懂的代理问题和博弈理论,立刻恭恭敬敬掏出笔记本,准备看看有四方参与的动态博弈究竟怎么推演。不料导论里面介绍了四大利益集团是何许人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之后,就没有之后了…正文十二讲,基本就是四位中的两方或多方随意露个脸,而无产阶层一直在缺席。

看完全书,个人觉得整段历史就是围绕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与市场的利益权衡这两条线展开的。前者(中央和地方)作为一个政治架构可能是每个国家有和自己的文化历史相对应的特色,而中国理所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和选择。而后者,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利益拉扯,算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主题:现代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 ……[ 展开全部 ] 有强大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 包括财政和法制能力 – 的现代化的国家。[9]强大的国家可以有力而高效的推行改革和实施政策,然而也有能力做很多潜在的坏事,比如过分的侵占资源,扭曲市场机制,等等。而怎样设计一个强大却能管住自己的手的国家 (powerful but not abusive),是从古到今一直值得思索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现象以及中国面临的问题,纵然有自己的特色,却也并没有那么特殊。

因为这两条主线(作者的四大利益集团)延伸出来的四个基本制度(郡县制 尊儒制 科举制 国有专营制),我也是看得云里雾里,感觉太符号化。在后面的十二讲中,除了国有专营被屡屡提及,其他几点也感觉讲的语焉不详。作者似乎是想通过郡县制来说明中国在秦代摆脱了在欧洲阴魂不散许久的封建制度,一早进入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模式。后来一再提起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其实是principal-agent的经典案例,用 “郡县制” 这个概念来笼统概括似乎不太合适。而尊儒制像是拿来为了和法家作对比的。书中列举的数次经济改革,以及儒生和改革家的大辩论(孟子与商鞅的对比,桑弘羊与群儒之辩,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来说明儒家虽然总爱反对强权的法家,但是经济治理上却只有 “以农为本,轻徭薄赋,克己仁义” 几个在紧要关头然并卵的口号(p.108)。整个中国历史的统治史,无不是"半法半儒","儒表法里",而 “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这点颇为有趣。不过可能是我太纠结于符号,觉得尊儒制这个词可以改一改,更容易让读者明白~

个人觉得书本一开始提到的郡县制、尊儒制、科举制三者是分不开的,实质上讲的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因为中国秦代以来的集权制度削减了皇室宗亲的力量(来避开分封制带来的国土割裂),而中国又是疆域辽阔的大国,必须寻找代理来管理。这个代理最早是秦代的君爵制里提拔上来的世族阀门,汉唐开始转成了儒家教育出来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职业官僚选拔机制。一方面国家把儒家教育和功名利禄直接联系起来,操控百姓；另一方面,职业官僚成为政府行动的基石,也常常反过来影响统治者的行为。科举制度虽然始于汉唐(偏察举的方式),真正的完善,却在宋代(公平性和社会参与度都大大提高,考试成为进入政府的 “正途” )。宋代大兴科举和 “不杀士大夫”,其私心是需要这班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替代原本的权贵世族来作为政权的根基:在朝为大夫(相权为大,虽然明清取消了相权,但是辅佐皇帝读书的却还是科举出身的翰林,有形无形中影响皇帝的思考和行为)；在地方则是与县官一起维护一方稳定同时缴纳田赋的乡绅。[10],[11]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组成的官僚体系,自然也有很多的缺陷,比如宋明的朋党之争。[12]然而近代所谓的制度败坏,除了科举内容的落后和官僚体系本身的僵化以外,更有一个原因是官员的任用偏于科举之外:满人入仕是不靠科举的,然而清廷三品以上的大员满人占一半有多,官员的任用与选拔脱钩本就会降低政府效率,而广大的士绅阶级(中产纳税大户)却在体制内无法争取足够的空间,当然只能另寻出路了(革命)。与其说近代科举制度的 “恶质化” 导致了明清的落后(p.119),不如说是因为清廷的驭国之术早就暗中抛弃了科举。和宋明的完全依靠士绅阶级不同,清廷的背后满人的部族政治支撑(也时不时特意打压南方士绅)。[13]

最后一个国有专营制,是文中最常提到的概念。作者认为,国有专营制度是中国的首创,与欧洲的税收制度传统有根本的区别。专营制的特点在于 “寓税于价,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而在西方(美国)“商店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p.21)。作者也指出国有专营无可避免的会造成 “权贵经济泛滥,民间经济受挤压” 的弊端,然而在大一统的治国模式之下,这个 “闭环逻辑” 似乎无法打开。作者同时抛出了桑弘羊之问 “如果没有国营化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收入从哪里得？” 并且感慨:“事实上,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p.62)。看到这里容我深深的吸一口气…国有专营和赋税,在我看来没有质的矛盾。专营可以看成是赋税的一种特殊形式,专营的 “利” 就是财政的 “税”。在古代,收税本身相当的费钱费事,尤其是商业税个人所得税之类的税种。所以管仲的国有专营实在是相当聪明的一个举措(中国重视土地农业和户籍制度和其税收性质有关)。同时期的西方也是一样的境遇,其没有特别出名的专营制度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欧洲很长时间还在封建社会,王权太弱。国王要是哪天想宣布盐铁国有,估计分分钟被打脸。很多国家收税能力弱,打仗靠借(借多了也就有了信誉~)。有些国家(法国)甚至是把收税的权利变成票券卖给个人(类似我们的盐引)从而获得财政收入,就是所谓的tax farming 。而皇权相对集中的国家,比如对欧洲大陆一直嗤之以鼻的英国,就有很多的专营啊,到现在很多公司的名字还能流露当年特批(chartered)的调调(渣打银行说的就是你哪)。然而太多的专营扭曲市场,影响经济发展。所以除了一些战略行业(看你怎么定义咯)和公共物品,政府便慢慢退出了大部分的市场。这当然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二战以后直接收税能力的提高相关。所以桑弘羊之问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不过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是很好解决的: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规范各种商业活动,清晰合理标明税种,大家守法交税啊~

除了赋税制度的变迁之外,另外有几个贯穿历史的制度,感觉被本书稍稍忽略了:比如货币制度,土地政策,和所有制概念。第一,中国历代都以发行本朝的货币作为王权的一个标志,然而铸币在实物货币的经济中是一个亏钱的行为。所以历朝历代都有逃避铸币的行为,以明代最严重。而货币供应的不足必然影响经济的发展。当民间率先开始使用白银,也标志着国家的权威从货币领域退出。直到清末发现了铸钱和铸币税的关系,政府才又开始国家化货币这个公共物品。第二,以农为本的中国对田赋制度一向非常重视。而由于 “王土王民” 概念的一直存在,使得历代对土地所有权的运用纷繁复杂,远不止私有或国有那么简单。第三,王土王民这个无限王权的概念与现实操作的矛盾,令到中国无法建立起完整的所有制法律体系,也让政府时不时的丧失信誉。据说当时清末的大臣们向光绪建议借债(当时叫昭信股票),皇帝顿时惊呆了:天下都是朕的,何须再借？

[待续]
[ 收起 ]

书评 [2/6]

===意犹未尽之宋元明清===

个人觉得,从王安石变法之前与后,是本书行文风格的转捩点。前六讲,每讲并不长,大概十几页,却提纲挈领的描绘出时代背景,改革需要,政策的特点及后果。每个时代和改革者的气度都跃然纸上。可能也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对古代史不熟),读起来觉得大有趣味。然而故事讲到北宋中后期,却戛然而止。作者的解释是因为北宋之后的经济改革的创新已被放弃,明清两朝的人均GDP几乎为零增长(p.117,且揪着这个小辫子),所以讨论重心从制度的改革转移到了介绍制度的停滞,跳过了南宋和元代,明代三百年草草带过,直接开始聊19世纪晚期的洋务运动。掐指一算,中间跳跃了八百年。

整整八百年政府都 “不作为”,感觉这不合理啊！

若是真的没有进步,那么这几个朝代的制度就更值得注意:为什么保守的制度构建造成了所谓的 “超稳定结构”,令到中国的社会一直在 “平铺式的演进” 而没有 ……[ 展开全部 ] “实质性的突破”。个人觉得宋元明清在经济制度上有成功也有失误,很多地方都值得探讨,失败的例子更是如此。

作者对于北宋经济政治架构的描述,实在让读者(我)对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念念不忘。以 “杯酒释兵权” 开朝的北宋,在政治结构上想当然的会有两大手笔:第一个是中央控制兵权来避免藩乱,第二个是提升士绅阶层地位来打击原有的大家族,巩固政权。然而中央控兵之后,我们却连连败给金、元。为了避免藩镇割据,却遭遇了长江以北国土尽失。所以兵权集中化这个手段最终并不能达到目的？这仅仅是因为财政收入跟不上(这锅不能给王安石一个人背啊~),抑或是和当时的士绅阶层和官僚体系有关呢？有一阵岳飞都快收复失地了,硬生生把他召回的十二道金牌背后,除了高宗或秦桧的小心思之外,会不会还站着成群的南方士大夫们呢？毕竟打仗花钱,与其用来缴税不如好好偏安一方罢了(此处若能与科布尔所描述的蒋介石与上海资本家的故事对看,应该颇耐人寻味[1])。宋代在货币金融领域也有很多新的发展。盐引制度的发展其实衍生出了很初步的票券二级市场。此外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达,政府发行的货币不够使用,于是出现了铁钱和纸币(交子)以及处理纸币业务的早期民间银行(交子铺)。这个民间的新兴货币体系,最后被政府接纳,这个 “公共货品” 应市场需要形成而被国家接盘的例子,似乎也值得一提。

元代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 dark age,因为流传下来的资料太少,很难量化估计当时的经济状况。不过很多资料显示元代的对外贸易可是相当发达的(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大赞的东方大国,是我们的元朝呢)。蒙古式的铁血统治打通西域,西部边境贸易(丝绸之路?)再次复苏。同时宋代就开始兴盛的东方海上贸易也似乎并未因朝代更替而衰落:元代的统治者人用了特别多的 “少数部族” 和 “外国人”,包括当时最为熟悉贸易和海上航运业的阿拉伯人。当时有相当多的阿拉伯人定居在泉州,并建造了远东最大的清真寺。[2]而泉州应该只是闽浙沿海诸多贸易港口中的一个例子。另外,政府发行纸币虽然出现在宋代,但货币的广泛发行和流通却是元代开始的,也是被元代玩坏的。

明朝的确有很多制度上的变更,成败的例子都值得注意。窃以为明代张居正的经济改革很值得讲一讲。明朝的开国皇帝似乎是一位不太懂得经济却精力旺盛之人,制定了一系列让人费解的政策,比如继续发行纸币很快导致通货膨胀,但又同时规定了各级官僚的薪资 “永世不得改变”…另外关闭正常对外贸易,改成了 “外商来一次我赏一次,赏的比你贡的还值钱,你说我大天朝牛不牛” 的朝贡体系,亏损的很。[3]不过,明朝的禁海令似乎并没有阻断民间的对外贸易,这段时期白银的大量内流便是一个证明。[4]有趣的是,因为明初鼓励用钞而消极供应货币,导致铜钱紧缺,市场的货币使用习惯出现很大调整,大量使用白银,变为 “大额用银小额用钱”。虽然白银一直没有成为法定的货币,[5]白银的流通却为政府承认,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后,白银也变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货币。

至于清代,康乾盛世可能的确并不算是盛世,然而康熙朝 “永不加赋” 的赋税制度还是值得一提:只收田租不收丁口税减轻了农民负担,人口一下翻了三番。然而政府收入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反而在后期造成弊端。另外很多比较重要的改革似乎从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开始了,比如王茂荫(这位在资本论中露过脸的男子,也可以提一笔吧)在中央失败了的货币改革,和地方上试行厘金制度的成功。[6],[7]咸丰之后地方权力扩大,除了财税之外,很多地方汉族大员都相继尝试货币改革,开始试铸银元和铜元。书中提到洋务运动 “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感觉这个结论太武断。由于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新政都需要地方自筹资金解决,地方官员可是花了很多功夫改革财政货币制度来寻求新政的资金来源。当然,就如作者提到的,两头落空的中层改革,加上各地间的竞争关系,使得很多制度改革非常尴尬,反而带来弊端。举铜元为例,原本是增加货币供给改革旧有币制同时增加政府铸币税的美事,因为各省间的恶性竞争变成了一段 “各省滥铸铜元小史”。[8]

[待续]
[ 收起 ]

书评 [1/6]

一看书名,便知是要为钱穆先生致敬的意思了。刚刚重翻了钱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便兴冲冲想接着读一下经济变革方面的考察。毕竟,中国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和著作虽然不少,然而能够以雅俗共赏的态度考评历代经济改革的书籍为数似乎并不多。引作者文,创作主题的选择对于钻研学术的人来说永远是相当要紧的。于是在撰写了有关中国企业发展的“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以及出版了“吴敬琏传”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做了重新梳理之后,现在-在中国的改革处在又一个十字路口的当下-是时候去观察一下历朝历代的经济制度的变革,来以古鉴今了(p.245)。

=== 综述 ===

本书开篇便先声势浩大的甩出了孔子,克罗齐,托克维尔,罗贯中,黄亚生,熊彼得,魏斐德,以及两位诺奖得主科斯和克鲁格曼对于现代中国之经济崛起的“相对立的看法”(看得我不得要领,且按下不表)。作者然后在导论中提出了观 ……[ 展开全部 ] 察和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两大研究工具:一个是四大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博弈法,一个是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 尊儒制 科举制 国有专营制)分析法。导论的最后作者抛出两个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p.9)。为了帮助读者推演出导论中的结论,作者用十二讲对于历史上的经济变革做了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

前六讲作者先依次介绍了从春秋战国到北宋中间六个朝代的重要改革家的变法过程。把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对看十分有趣。管仲的经济政策中第一个改革是四民分业,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专业分工、子承父业)来促进行业的发展(这就是18世纪亚当斯密division of labour的概念啊,虽然笼统的划分,以及职业与阶层的固化让人感觉有些粗糙,但是放在公元前7世纪,实在是相当先进的一种政策)。在赋税方面,管仲实行的是用有弹性的农业税和降低关税来鼓励商业流通和刺激经济发展。其另外一个创举是“官山海”政策:垄断山海资源,创盐铁专卖,并且资产国有、承包(给商人)经营。对于盐(生活必需)铁(生产和军事必需)的垄断确保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在对外关系方面管仲的手段也是“以商止战,和平制霸”(pp.23-5)。商人出身的管仲在资源和地理位置相对优越的齐国推行的是凯恩斯式的“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p.26)。

而商鞅在秦国(一个文化落后、资源贫乏、经济处于劣势的偏远小国)进行的变法,则是法家治国的典范。除了重农主义的废井田、土地私有化之外,商鞅还推行了一系列的极端政策,包括控制粮食买卖、矿山国有化、工商业重税、户籍制限制人口流动、取缔货币以物易物 等等。这些用现在的眼光看来都是战时军政的特色,有利于短时间聚集国力。除了经济方面的这些“命令型计划政策” 以外,商鞅的君爵制(贵族爵位与军功挂钩)和郡县制(兼并进来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而是建立新的地方治理制度。县令由国君直接任免,不再是世袭贵族而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职业官僚。pp.36-8)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也符合征战的需要。商鞅的经济政策,最终的目的都不在于经济发展(很多甚至限制了经济发展,比如取缔货币,重赋商业),而是为国家的目标(大一统)铺路的。 商鞅的变法导致社会上下民怨沸腾,商鞅被诛全家,本人受车裂之刑。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所制定的大部分法规都被继承下来,秦国也最终打下天下。反观运用商业外交的齐国,到了诸侯争霸的年代,没有了国,经济政策也无从谈起了。

管仲和商鞅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奠定了秦代以后历代经济政策的初衷和雏形。用作者的话概括,便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想要发展经济的时候(有时候是没得选)就要放活民间,但当王权旁落(中央威权受到挑战)的时候就又有新一轮的 “集权式变革”。从第三讲以后的内容来看,每个朝代的经济变革都是基于不同的需要,对之前的政策做一些扬弃。举汉代为例(第三讲),汉初的文景之治,具体的政策包括: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放松国家专营(反管商之道);削减常关税(延续管仲的政策);轻徭薄赋(反商鞅之道);对外和亲(因为国力太弱,商战肉搏战都伤不起…亦是反管商之道)。表面是遵从道家 “休养生息无为而治” 的道道,而实际上所谓的 “放权让利” 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 “国力羸弱、无权可用、无利可图” 而做出的没有选择的选择。文景之治对于恢复经济成效显著,然而改革之后的流弊(商人集团掌控命脉,诸侯势力庞大,王权旁落,管商结盟吏制败坏)很快引起了七国之乱。于是便有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改革。桑弘羊“学本管商”,把国营经济和集权管理进一步作了发挥。之前管仲的“关山海”是国资民营,而桑弘羊把这个策略发展到了极致:对于重要行业国家不仅垄断资源,还垄断了生产和流通(均输和平准,pp.53-4)。另外一个创举则是征收资产税,碾压中产。这些改革令国库大饱,使汉武帝时期出征匈奴恢复失地成为可能。然而这些国有经济推行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汉初时期的民间经济繁荣。第四讲的王莽变法,试图用政府管控市场 “齐众庶,抑兼并”,进行土地国有化改革以及货币改革(七年改了四次也是城会玩),感觉是一次失败的中国早期 “社会主义者的改革”(p.65)。第五讲的唐初之“小政府”,是和汉初相仿的放权让利而达到盛世,也和汉代一样造成了“王权旁落”,发生了安史之乱。于是也不出意外的有了刘晏的变法,重新开始经济方面的集权。第六讲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在国家经费需求剧增(赵氏杯酒释兵权之后,中央控制兵权而军费激增)的背景下展开的一次整体改革。

作者强调王安石之后再无真正的改革:南宋、明、清的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而代之以“严酷的管制来维持统治”,经济政策“趋向保守,闭关锁国”(p.112)。在第七讲的时候介绍了一下“明清停滞”: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pp.118-119)的同时,政府对外用北修长城南禁海运来稳固中国这个“铁桶阵”,对内用加强小农经济建设、把城市人口输入农村的方式分散社会结构,进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pp.119-127,此处我真有千言万语的不敢苟同…)。蓝后,明朝一带而过,康乾直接忽略,第八讲就到了晚晴的洋务运动及其失败原因:既没有顶层的设计,又缺乏民间的参与,仅仅是地方上汉族大员的“人治”而非全面的制度改革；并且所有的改革皆为 “增量改革” 而 “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pp.150-152)(误…捂脸…)。至此,帝国卒,中国历史迎来了轰轰烈烈的“两个民国”(第九讲):从北洋时期的民营经济极度自由高速增长(而中央政府连个财政预算都没有),到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卷土重来,仿佛又是一个现代进阶版的汉唐。书中的最后三讲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经济实验,改革开放前期,以及当代20年深化改革的问题。由于这三讲涉及现当代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历史,而书中除了比较翔实的描绘,并没有更多新的解读,这里便不多赘述。下面从十二讲内容入手,先讨论一下书中意犹未尽以及值得商榷的地方,然后总评一下个人对本书的观感。

[待续]
[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