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以“工人党”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1927年国共决裂后转入农村,日渐演变为一个“农民党"。其最高决策层大多是农家子弟出身,他们对农民心理和利益诉求之掌握乃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而土地政策正是核心。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便以“打土豪,分田地”贏得了支持。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更是在争取民心上起到了决胜性的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在土地和农村政策上一反之前的私有化立场,展开了系统性的集体化改造。

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长期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治国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无产阶层有产阶层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四大利益集团格局图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
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
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则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型执行者。

在这本书中,我将提出两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辅的危险;
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风云雄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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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617:01
有这么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个医生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好医生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医生。对科学家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一个科学家
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科学家那他也就不可能
m,奇特的一生
影[苏]格拉宁

直至今日，所有的经济特征仍未跳出朱镕基当年布下的“变革之局”。在这一过程中，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也赫然变形。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朱镕基的经济思想很难笼统地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来定义，事实上，他遭到过来自保守派及自由派两个方面的猛烈夹击。1996年12月，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当演至商鞅被车裂而死时，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很有历史寓意的场景。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一一从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到宋子文。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仍然会为如何评价朱镕基而争论不休。

有一个细节应该被记录下来：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2000年年初，国家体改办拟订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也是新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事件之一。在技术层面上，此次失利与40年前的金圆券改革颇可前后参照，它们都因为对民众的“非理性预期”估计不足,而导致政策上的“速败”，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历史性损失。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使得很多在当时已经被提上日程表的改革命题拖延下来，有的甚至是无限期地拖延下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闯关”失利使得中国与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擦肩而过。

他并不笼统地提倡放权或收权，而是分离出“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两个概念。所谓“行政性分权”是指中央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县，由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经济，“经济性分权”是指将过分集中于行政主管机关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吴敬琏认为，当前的中国改革，行政性分权步子迈得太快，而经济性分权则远远不足，“行政性分权充其量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也不能改善经济机制。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实行层层分权，其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使整个经济机制。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实行层层分权，其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因此，他认为“分权的命令经济是一种最坏的命令经济”。由以上的理论阐述，吴敬琏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应当笼统地把改革的目标定为“分权”，而应当区分性质不同的“权力”，行政性权力需适当集中，经济性权力则应充分下放。既然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建立市场型经济，应当追求的分权就只能是经济性分权，而不能是行政性分权。吴敬琏的这一经济结论与当时思想界颇为流行的新权威主义相当暗合。

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及常州地区，自洋务运动以来就是最重要的纺织、粮食加工和机械制造基地，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社队企业仍然广泛存在。改革开放之后，人多地少的苏南地区迅速向非农化转型，每个县都出现了一批“经济能人”，由他们带领创建了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这些能人往往身兼村镇行政领导和企业法人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从事工商活动，另一方面又可以无偿调动管辖区域内的一切公共和政策资源一-特别是土地和税收优惠，因此展现出强大的成长能力，这一模式被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类似的模式。

相对于陈云，邓小平更加务实和功利。只要能够使经济发展起来，他愿意尝试一切新的可能性。他用几句生动的语言规范了即将开始的经济运动的行动纲领：他说“摸着石头过河”，公开宣布本次改革没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只有一个“过河”方向，而且无船可乘、无桥可走，必须跳下水去冒险游渡；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均贫富”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理念；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一这句话曾经遭到毛泽东的嘲讽，如今却成了功利主义的最佳宣言；他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这提示了改革的迫切性；他说“不争论”，表明新的改革措施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无法在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自圆其说，因此必须“干了再说，错了再改”。
当然，在经济领域推动变革的同时，邓小平与陈云也对政权的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持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划出了本次经济改革的政治边界，即维持现有的威权及大一统的政治治理模式。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这些话语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共识，进而勾勒出本次改革的几个基本特征：功利务实、被动渐进、非均衡、不彻底。

也就是说，在《土地法大纲》颁布的11年后，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归为集体所有,5亿农民被全部纳人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中。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自明清以来所形成的、基于小农经济的宗族社会模式被彻底破坏，从此，中国人再无“故乡”。因为农民失去了对土地交易的处置权，实质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权，因此所谓的集体化便是国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杨小凯指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有根本性的影响。

消灭私营经济的进展如此之顺利，速度如此之快，连毛泽东本人也很意外,他在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在中国经济史上，私营企业在1956年的集体消亡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这意味着四大利益集团中的有产阶层像毫无作用的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在百年现代化历程中，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彻底的“国进民退”。

陈云在上海的整肃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50年春夏之交，物价已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陈云自此被视为“计划经济的大师”。上海经验被推广至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机构相继被取缔，外资公司被“和平驱逐”，全国性的棉花和粮食计划调配会议相继在北京召开，对这两大战略性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的此次试验，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史上都堪称经典，体现出命令型计划经济在特定时期的战略性魅力。若放之于历代经济变革中考察，从中可以看到汉武帝变法“平准”和“均输”的明显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