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中国革命想象成点燃欧洲受压迫民族起身反抗的火花,格雷却视之为英国在亚洲殖民新一章的序幕,而那样的发展并非他所乐见。他主张,英国在华的军事干预如今已把清朝推到瓦解边缘,而如果清朝真的瓦解,出手救助中国受苦人民将是英国的人道责任(他提议,将如同英国人不久前对北印度奥德省的处置)。格雷提醒,英国若看重自己在华的道德义务,“我们可能会一路被牵着走,毫无抵抗之力,最后除了亲自治理它,别无选择”。换句话说,中国会成为另一个
印度。
但没人想再有一个印度。自一八五七年印军哗变后,殖民统治的高昂政治与军事成本,已让英国吃不消。那场暴动后,东印度公司遭国有化,印度殖民地由英国政府直接管理。只为了能继续取得中国的茶叶和丝,为了保住英国纺织品和鸦片在中国的销路而去接管另一个帝国—而且是人口为印度三倍之多的帝国—英国力有未逮,既无足够的经费与军事资源这么做,民意也不愿意派出接管此帝国所需的庞大英国人力。因此,格雷提醒贵族院同僚,切勿忘记英国为治理印度殖民地所付出的庞大牺牲,然后脸色一沉警告他们:“印度的棘手问题,比起在中国将碰到的棘手问题,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你们也要拆掉那里的全国性制度和中央政府的话。而各位,我担心你们正在这么做。”

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英国报纸已出现舰队司令何伯打算率领一支皇家海军中队溯长江而上,与太平天国打开关系的报道。这是额尔金离华时交代他做的事,但一如巴麦尊政府的大部分对华政策,这个举动事前未得到外相允准,更别提得到国会同意。二月十九日,在贵族院,格雷伯爵( Earl Grey)要求行政机关报告政府计划与叛军会晤一事的详情,并利用何伯计划溯江而上一事为引子,重谈英国对华用兵的根源—他从头
就认为这场战争不公不义而予以反对。在纵论英中关系史的演说中,他主张中国这场内战其实是英国所造成。
格雷伯爵和英国国会中的任何议员一样有资格评论英国的对外政策;一八三O年代初期,他已故父亲(格雷二世伯爵,格雷伯爵茶的取名来由)担任首相期间,他当过战争暨殖民地事务次官,后来他又分别担任过战争大臣与殖民地事务大臣。他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的演说,本质上呼应一八五三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他主张,诞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掠夺性贸易政策,破坏了中国政府的稳定,从而导致反清叛乱四处爆发,而如今在太平天国身上,叛乱之势达到最高点。因此,中国过去二十年的苦难和如今蹂躏中国人民家园的可怕战争,都是英国所造成。他严正表示,这不是今日才有的现象。他一字一句清楚说道:“各位,我们在印度的经验应能提醒我们在这方面要小心,应该能告诉我们毁掉亚洲政府容易,为其换上新政府不易。”

就比哥哥咸丰帝聪明。在清朝,皇位并非必然传给嫡长子,据说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访(即后来的咸丰帝)和六子奕诉之间犹豫不决,直到一八四六年(恭亲王十三岁时),才决定由奕泞继位。根据这个传说,一八四六年时,病重的道光帝召见这两位他最心爱的儿子,问他们如果当上皇帝会有何作为。年纪较轻的奕沂列出一些详细的开创性政策,打算一即位就施行。奕泞则直接伏泣流涕—因为他若当上皇帝,即表示父皇已死。道光帝认为奕泞仁孝,奕诉则仅有才干。他立年长的奕泞为皇太子,封较年轻的奕诉为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