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三年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Neo- York DailyTribune)伦敦通讯记者,正埋头理清他对资本主义之看法的马克思,也认为中国这场叛乱表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称它是英国在最近的鸦片战争中强迫中国开港通商的最终结果。照马克思的说法,中国正发生的事,不仅是叛乱或数场暴动的合流,而且是“一场令人赞叹的革命”,那革命表明与工业世界的息息相关。他甚至主张,正是在中国,可以看到西方的未来: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欧洲人民的下一场起义,他们下一个为了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其成败或许更可能取决于目前在天朝上国—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国度—发生的事,而较不可能取决于如今存在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

这场战争对其胜利者和中国本身都未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如果说从这场战争的结果可得到什么道德教训,那绝不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教训。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如此收场,或许该归咎于我们大无畏传教士的助理洪仁玕。在香港与传教士共处数年后,他深信他很了解英国人,能充当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桥梁。这一信念使他提倡对洋人安抚与开放的政策,
从而最终害了他自己的人民。同样的,也可归咎于生性内向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他于上海和北京短暂驻在之后,就认为清廷是文明之邦,力抗一群没有国王或治国理想的乱民,据此让他的母国政府相信,必须站在他认为中国境内唯一可长可久的政权那一方,介入中国的内战。洪仁玕与卜鲁斯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自认对于对方文明里良好且可认识的事物有他人所没有的深入了解,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即他们都错得离谱。因此,外国介入与太平天国覆灭的故事,或许最终只是告诉我们信任不该信任之人会带来多大的遗憾。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认为跨越文化与距离的联结—一我们对人的德行根本上同一的希望,我们认为在同一德行下所有人没有差别的信念—有时其实只是我们虚构的东西。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

从一百多年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伊藤博文的预测满清遭推翻时,“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果然不幸言中。他接受采访两年后,满清覆灭,由中华民国取而代之,而中华民国几乎是甫一成立就分崩离析,陷入内战。中国受苦于数十年内战国力衰弱,面对外敌的持续入侵几乎束手无策,将在接下来的二十世纪里,竭力恢复其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与世界舞台上曾长期占有的显赫强势地位。一九一二年,当这个遭延搁的彻底改造过程终于如火如茶展开时,这个国家已远远落后于竞争。
者,直到近年以前,要迎头赶上都似缘木求鱼。

如果说这场战争结束后的情势发展令曾国藩失望,对英国人来说,最终的回报则更令人不看好。英国人预料平乱之后,对华贸易会大幅成长,结果是一场空。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巴麦尊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持续。英国人的介入,使太平军无法拿下上海,也使上海周边地区长期陷于战火,从而使中国的商人、财富和货物,为了躲避英国人所协助维持不坠的混乱,而大量涌进安全的上海。逃到上海的有钱人推高地价,为上海洋商带来可供他们买进再转手卖出的大量货物。此外,只要长江沿岸的战事仍炽,中国商人就愿意以高出行情的价钱,雇请挂外国旗帜而不会受到攻击的船只运送他们的货物,以策安全。但太平天国一灭,这些好处全部消失。长江恢复航行安全,外国航运业者的优势随之大减,而难民离开上海,使上海的房市跟着崩盘。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前两大商行在衰退期间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巴麦尊—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十九世纪中国这场内战所夺走的人命,最广受认可的估计是两千万至三千万人。这个数据必然不够客观,因为没有可靠的当时人口普查数据可供比较,因此这个数据基本上是根据若没有这场内战,中国后来应该会有多少人口推测出来。据一九六九年发布的美国一项研究结果,晚至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清军攻下南京将近五十年后,中国人口仍未回到一八五○年之前的水平。由中国境内一组学者所完成,于一九九九年发布的一项更晚近研究,估计受害最烈的五省—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间,人口共少掉约八千七百万:其中五千七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他人则是因为降低的出生率而无缘出世。对这场战争在所有省份造成的人口冲击,他们推测是七千万人死亡,人口总共少掉一亿多。这些较高的数据,晚近传播更广,但引发争议,批评者主张后人无从得知有多少死者死于战争、疾病和饥饿,有多少人移居他地过活。但就连走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所写的最主观轶事杂记,都证明中国城市和乡村所蒙受的深深伤创—太平天国战争过了几十年后仍未治愈的创伤一而今那些数据开始让人感受到,在这场据认是人类史上夺走最多人命的内战中,中国所蒙受的破坏和社会混乱的程度乃是前所未见。

此外,那些后来不解于他为何不夺取大位的人——这样的人还不——认为,中国皇帝之位值得争取。但在曾国藩看来,特别是在他所处的那个乱世,权力是不祥之物。权力让他害怕失败,让他害怕辜负了加诸他的重责大任,以及让他时时优心于随着个人权势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将因逾越应守的分际招来上天的惩罚而毁了自己。他知道勤于任事的皇帝终身活在戒慎恐惧之中,整个国家的重担全压在他肩上,从即位至死,他的一生全在上天明察秋毫的目光注视下。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年,曾国藩已在安徽尝到这种重责大任在身的滋味,而且那种重任还比不上皇帝肩负的责任之重。那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日子。中国皇帝不值得艳羡,而该令人可怜。
曾国藩湘军的解散始于一八六四年八月,即攻陷南京不到一个月后,但在拿下该城之前,他就已经朝这个方向准备。五月,他向朝廷请病假——他向弟弟曾国荃解释,那其实只是个借口,好让他于战争结束后归隐,好杜绝对他的权势猜忌日深的政敌对他的批评。他建议曾国荃也这么做。他写道,如果“金陵克复,兄弟皆当引退,即以此为张本也”。但曾国荃不接受哥哥的建议,曾国藩随之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要曾国荃照他的话做。曾国藩已见过户部上的奏折,折中推测他弟弟想扩大财政权。他劝诫其弟勿招人嫉。他写道:“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曾国藩既掌大权又顺服朝廷,令人觉得矛盾,使那些认定他是个无情军事领袖的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他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泾渭分明,造就了他这样的作为。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统领一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中国境内最令生畏的军队,军中士兵来自他的家乡湖南,只效忠于他,把他几乎当神一般。对于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他处之泰然（对于自己可能死于战场,他同样处之泰然)。他是容闳眼中
那位“简直是、几乎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是卜鲁斯所忧心将接管中国中心地带之人。他令清廷不放心,因为多年来清廷控制不了他,要不要听朝廷命令,大抵上看他高不高兴。
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他是个将领,但从无意夺取天下,建朝称帝。他对自己拥有的兵权或权力从未感到高枕无忧。他最希望的乃是回他的书堆里,当个儒家文人,平静度过一生。对这样的人来说,在内战结束后夺取大位,乃是全然不可思议之事。他或许怀疑朝廷官僚腐败、贪婪、无能,但他从未质疑皇帝本人的正当性。曾国藩抱有宗教般的忠诚心态,坚信上天已选定帝国的统治者不管朝中大臣说什么或做什么,为人臣子就必须遵守上天的选择。

曾国荃部苦撑到初夏,但来自北京的压力开始升级,清廷渐渐不耐于久围无成,要求拿下南京,不得再拖延。但曾国荃想独占收复南京的功劳,因此不接受调李鸿章淮军来南京助攻的建议。身为全军统帅,曾国藩既想取得胜利,又担心他弟弟一味顽拒援助,南京湘军会因补给短缺而瓦解,为此不知如何是好。他痛斥弟弟爱慕虚名,六月十九日写信给曾国荃说道“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曾国藩比弟弟更了解北京宫廷政治,毕竟他弟弟未在朝廷待过,因此他最后还是邀李鸿章前来合力攻打南京—心知若不这么做,将招来他曾家把个人野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指责。李鸿章体谅恩师的尴尬处境,很礼貌地找了个不便前来的借口,让曾家得以继续独力攻打南京,同时化解来自朝廷的批评。

但荒芜亦非全然是坏事。不管曾国藩是杏积极雯持焦土政策,他在大地的荒芜凋敝中,的确看到了对他平乱的助力,那是异时异地的其他人也会看到的助力。在一八六三年四月十四日的奏折中,他描述了皖南的破败。“黄茅白骨,或竞日不逢人,”他写道。而如此荒芜惨状,最令他忧心之处乃是粮食无着落的叛军可能试图脱身,往西南窜入江西。同时,他解释道,这种形势有许多可喜之处。叛军倚赖他们所在地区农民的支持和接纳来存活,而饥荒将引发冲突。人民将会离开太平天国控制区周边的区域,如烟一般消散,使他们失去支持者。农民如无种子,不得不弃田而去,使叛军无物可食。他写道:“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

同时,乡间的饥荒加剧。曾国藩已在皖南设了救济站,但在多山的皖南,情况还是恶化,悲惨程度远甚于他初掌控安庆之时。他在一八六三年六月八日的日记写道:“皖南到处食人。”轻描淡写的语调,说明这种不可思议之事已如何司空见惯。他在日记里数次提到食人之事,但这一次他之所以在日记里写下,主要不是因为吃人肉一事，因为那已不是第一次，而是因为人肉变得很贵:“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自前一年以来价格涨了三倍,意味着就连这最难下咽的维生物资都愈来愈买不起。他写道,江苏境内,南京以东和以南也有食人之事,尽管人肉价格据说较便宜。戈登于征战时亲眼见到可怕的食人残迹,但觉得他在上海的同胞不可能领会此事真正的骇人之处。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在书上读到人食人肉的事,不如亲眼看到被割了肉的尸体那么骇人。”
皖北一片荒芜。鲍超想找出一条贯穿该省的补给线,以供给南京对面长江北岸部队的粮秣,最后死了心。承平时期,平坦的安徽中部春天时是连绵不断的翠绿平原,新发的水稻在大太阳下闪闪发亮,映照在细细的灌溉沟渠上,煞是美丽。但鲍超报告道,一八六三年春他走过该地区,超过一百五十公里的路连一片禾叶都没见到。没有木头可用来升火煮饭,没有东西可让人活命。从江苏也传来类似的悲惨消息。战火使上海方圆一百五十公里的乡间几乎荒无人烟。野猪在人去屋空的村子里觅食,吃干掉的死尸。身为两江总督,这里属曾国藩的辖区。他在日记里郁郁写道:“乱世而当大任,岂非人生之至不幸哉!”

但就在英国政府的管家和仆人挣扎于英国的作为是否对得起良心时,就在那一挣扎透过他们乱无章法且矛盾的政策体现于地球另一端时——一下子在华积极出击,一下子又收手,一下子收钱替人打仗,一下子又讲原则，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曾国藩及其军队一直执着于他们坚守不退的唯一目标。因此,等到英国人终于撤回上海的中立斗篷里面,在他们对中国内战的介入禁不起道德折磨而自行轰然瓦解时,中国已不再需要他们的援助。

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罗奇代尔( Rochdale)选出的国会议员科卜登( Richard Cobden)提出一项极
富争议的决议,为辩论注入新能量。这项决议要求英国政府在中国采行其在美国施行的同一个不介入政策,并特别论及卜鲁斯的“绝望状态,因为他所建议的那个政策,或在他默许下在该地执行的那个政策,似已失败瓦解”。赛克斯上校痛批英国“站在清廷一方的直接干预和屠杀太平军”政策,并搬出戈登写给某位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内容说:“如果当初拿虚掷在清廷一方的苦心的一半,用在叛军身上,这个国家老早就天下太平了。”
最后,首相不得不屈服于反对意见,重拾不介入政策
仍允许保护上海,对抗对上海的直接攻击,但不再参与通商口岸以外的战事。首相巴麦尊针对科卜登的决议为自己辩解时,表示他和其他支持阿思本及戈登为中国服役的人都是出于一片好意,不该为此受谴责,但也坦承他支持清廷的努力未有成效。“那些措施无效,”他难得抱愧承认,“我为此感到抱歉。”
但这一挫败之中也有令他感到得意之处,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一八六四年夏,那些辩论正在平民院上演时,美国内战已打了三年,兰开夏棉荒已持续两年。而从那时的角度来看,巴麦尊和其他支持英国站在清廷一方介入中国内战的人,能指出中国境内的贸易,如他们所认为的,拜英国努力镇压太平天国之赐而大增。自英国开始积极剿灭中国叛军后的几年里,来自对华贸易的总收入其实增加了两倍。换句话说,巴麦尊及其支持者能辩称他们受到唾弃的政策其实成效卓著,不管道德上有何可议之处或政策上有何矛盾之处,他们在中国的冒险举动已协助英格兰顶住美国内战对其经济的冲击。巴麦尊五月二十日得意表示:“与中国通商将为我们开辟广大的商业活动领域,那是老早就有的看法,而毋庸置疑,与该帝国通商活动的大增,使我们得以安然无事面对美国境内仍在进行之事对我们的通商和制造业加诸的不幸阻挠。”换句话说,一扇门关上时,另一扇门打开。

经过这件事,英国民众对自己国家在中国内战中扮演的角色,由支持一改为反对。苏州杀降之事,令他们非常反感与震惊,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戈登失信之辱有感同身受的愤怒（尽管他们的确为此感到些许愤怒),而是一一更重要的因为这件事透露了更大的真相。这让他们如此震惊,是因为它确切表明那是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争,而非戈登的战争。它表明那些支持戈登此次任务的英国人错了——事实上非常天真——误以为“中国人”戈登完全主导征剿中国版军的行动。他们洋洋自得于英国在教导清廷如何打它自己的战争,以为他们的伸士军官是清朝军人的表率,为他们立下效法的榜样,结果他们错了。简面言之,苏州杀降之事终于让英国人看清楚尽管在华那些骄傲的英国代理人一再反驳说他们不是佣兵,但其实他们就是佣兵,一直都是。
戈登与李鸿章的猛然决裂,为英国与清廷的直接军事合作画下句点,也使英国人再度思索是否得就此派足够的兵力前去,以控制废墟般的中国,一如当年英国在印度所为。对在上海和海外的许多英国人来说,如今这似乎是势不可免。当初,宁波的清军主帅一开始未能利用乐德克的援助时,何伯曾沮丧地写道,由于“清朝官员的懦弱跟无能”,他和他们根本合作不起来。而一如何伯下的这句评论,阿思本和戈登两人在中国
的有志难伸,证实了卜鲁斯的乐观盘算——英国可用清朝作为代理人,恢复中国境内的秩序和商业,或至少英国可在无损自己颜面下做到此事——根本是一厢情愿。有人更甚至推断,如果英国真希望中国安定,此后就得自己来。《纽约时报》写道:“欧洲这两个强国若想成功平靖这帝国的局势,只有对它投入强大兵力一途——而若以此方式达成此事,随之几乎必然发生的事,乃是中华帝国永远臣服于欧洲强权之下。”

并非曾国藩不想要外国援助,而是他不想因为外援而与洋人有往来。他瞧不起洋人的文化,认为他们没教养,不守规矩,不懂儒家的忠信之道。他们的国家大体上利欲熏心,特别是英国与法国只要有机会占中国便宜都不会放过。因此他只倚赖与洋人相熟且能带新知识和新科技到安庆给他,使他无须雇用欧美人的本国人。有一些年轻聪明的中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到安庆跟他一起奋斗,其中大部分人从通商口岸的新教传教士那儿习得数学与科学(同时与传教土所宣扬的宗教保持安全距离)。曾国藩邀他们到湘军大营,加入他的幕府,聘他们当顾问。
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就是听到他召唤的年轻人之一。一八六○年秋拜访洪仁玕之后,他甚少用到他的太平天国通行证。一八六一年他的确用它在远离通商口岸的长江沿岸城镇芜湖开了家航运公司,并在六个月期间把将近两千吨的茶叶从叛军控制的皖南地区运送到下游上海。(38但利润不如他所希望,而且他得了重病,缠绵病榻两个月,于是决定不值得冒染病、战火与被抢的风险做这种生意,自此认命待在上海。
一八六三年晚秋,也就是他去南京三年后,容闳收掉在上海的生意,前去安庆的湘军大营求见曾国藩。容闳得到曾国藩的赏识,是经由两位与他和曾国藩皆熟识的本国友人推荐。这两人一是工程师,一是数学家,皆已投入曾国藩幕府,正协助曾国藩造汽船。一八六○年容闳拜访旧识洪仁玕时态度高傲,坚持要太平天国做到他所列出的条件,他才肯替太平天国效劳。但这次他到安庆时,那种高傲已不复见,反倒几乎卑躬屈膝于这位湖南将军面前。他觉得曾国藩的权力之大“近乎帝王”、“几乎不受限制”。在容闳如崇拜者般崇敬的眼光中,曾国藩这时“简直是、几乎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

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华尔肚子中了一枪,那天夜里“在极痛楚中”死于宁波。与李鸿章淮军并肩作战的华尔常胜军,一八六二年晚夏至初秋,趁忠王部队不在时肃清了上海附近数个镇,九月时,他应新成立的常捷军的请求,带领部分常胜军南下浙江。常捷军是中法混合军,仿常胜军的方式成立,旨在将太平军赶出宁波周边地区。常胜军在该地区打得不顺利。华尔的临终遗言符合他的一贯作风,是要索钱。他说吴煦和杨坊—上海道台和他所谓的岳父—共积欠他薪水十四万两银子(当时约值二十万美元;很庞大的一笔数目,因而他国内的家人直到二十世纪都在向中国政府追索这笔钱)。至死仍让他受辱的是,受命将华尔遗体载回松江安葬的那艘汽船的船长,正好是个消极攻击型且极厌恶这位已故将领的南方邦联支持者,他不肯接这份差事。禁不住华尔的副手施压,他最后同意了,但没有替船重新装填煤炭就出港。载华尔遗体去安
葬的汽船,驶到宁波和上海之间的杭州湾公海时失去动力,随波逐流。华尔的副手将船长关起来,然后把木质船体的水上部分拆下,丢进火炉里,才让船再度动起来。木头烧完之后,他们把船舱里的五十桶猪肉也丢进锅炉里,终于烧出足够的蒸汽,让船开到海湾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