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部队如此迅速且安全运抵上海,令曾国藩大为欣喜,在太平天国的另一边,终于有了忠于他的部队。但运兵费用高得离谱:十八万两银子,相当于上海一个月关税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万多名湘军士兵的月薪总和。“可骇而亦可怜!”他在一封家书里写道。那使他更加坚持他对接受外援一事的既有看法,他也由此认定,中国得自建汽船,才不会继续让洋人趁火打劫占便宜。但比有损国家尊严更糟糕的,那大大伤害他的文官职责。因为他不仅是军事将领,还是负有照顾所辖人民生活福祉之责的总督,而十八万两银子代表在国库空虚且他几乎供养不了安徽军队的一切所需,更别提照顾他所控制地区的平民大众时,让民间捐献的大笔金钱流入贪婪的洋人之手。一如他在同一封家书中写道,当时湘军的给养或许不足,但在安徽,就只有军人有东西吃。

于是,曾国藩和上海乡绅终于有了合作基础。乡绅希望曾国藩到下游上海保护他们的身家和事业,曾国藩则把上海视为他攻打南京的军事经费来源和攻打苏州的可能基地。双方各有所图,但当下的目标一致,于是,到了一八六二年春,曾国藩一改十一月时冷落上海代表团的做法,决定试着派兵赴上海解围。如果成功,那支部队可以成为他切断南京对外联系战略中的第三支先头部队。问题症结仍在于如何让部队抵达上海。
上海道台吴煦替他解决了这问题。吴煦找上英国麦肯锡洋行( Mackenzie, Richardson& Company),与之签订合同,由该洋行用英国汽船将九千名官兵和支持人员从安庆运到上海——此举悄悄实现了洪仁玕一直无缘实现的计划。清朝官员和英国当局都推断(相当正确的推断),叛军的岸置炮台不敢向挂英国国旗的船只开火。巴夏礼在南京告诉太平天国诸王英国人绝不可能运送补给物资给俄着肚子的安庆太平守军时,以草率无礼的口吻对他们上了一堂“中立权利与义务”的课而这时舰队司令何伯碰到类似要求,做法却与巴夏礼截然相反。他很干脆就同意用英国汽船运送李鸿章的军队,因为那“有利于他不让讨厌的太平军靠近上海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