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曾国藩觉得,汽船除了可能用来在长江上下游间运送邮件外,对攻打叛军没有用处。一八六一年夏,他上奏咸丰帝,说湘军在水上已稳占叛军上风,湘军唯一的弱点在陆上,而汽船在这方面帮不了他们。但到了一八六二年春,李鸿章部队靠汽船运到上海一事,已使他相信汽船的确也可用于军事,但中国人不该仰仗洋人提供汽船,以免向他们租用时任凭他们坐地起价。
不管他自己有没有能力运用它们,他相信洋船和洋炮的古怪本身,就是它们的最大优势,而那种优势必须打破。诚如上海商人雇洋佣兵为他们打仗时知道的,诚如广州附近的中国统兵官要官兵穿上西洋服装时知道的,自英国打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沿海居民一直近乎迷信地认为洋人军队、洋船、洋枪炮比较强，而在曾国藩看来,那根本是错觉。他认为,中国该戳破那种错觉。他上奏道:“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恃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因此他鼓励清廷买一些回来,即使只为了减轻它们令中国人震慑的威力。“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湘军手中的火绳枪、刀剑和洋人军火贩子所卖的现代武器,威力相差极大,因此,曾国藩对洋人上门兜售武器无动于衷,就特别令人奇怪。他见过一些洋枪,觉得“洋物机栝太灵,多不耐久,宜慎用之”,射击二十或三十发后就得修理。但他之所以不用它们,主要出于哲学性的理由;他完全不相信不同的武器能使战局改观。弟弟曾国荃请他为进攻南京的部队弄来一些洋枪时,他写信告诉弟弟:“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他以鲍超为例,说他“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而围攻南京的绿营将领和春与张国梁,一八六O
年春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曾国藩说军力强弱取决于才干,而非兵器。“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最后他还是禁不住弟弟一再地要求,一八六二年派人到广州与上海,买了一些洋枪洋药供南京驻军之用。但买的数量不多,他仍固执地认为他的军队必须仰赖传统兵器——抬尬和鸟铳、刀、矛、中国火炮(“劈山炮”)。

五月十三日,由于庐州城内粮秣愈来愈少,年轻的英王带四千部众突破庐州北侧的湘军围城阵地。多隆阿的马队扑向英王弃守的庐州城,英王则带领兵马往北疾行,日夜兼程,以和最靠近他们的友军会合—那支友军由苗沛霖统率,按照既定计划,负责攻打庐州西北边约一百一十公里处的寿州城。苗沛霖是来自院北的民兵部队首领,原效忠清廷,一八六O年秋英王想解安庆之围而率兵初次穿过皖北时,苗沛霖转投太平天
国，英王救安庆未果那一役,苗沛霖部是支持英王作战的一股重要势力,这次北征,苗沛霖部是四路部队中的一支。陈玉成抵达寿州城门时,看到苗沛霖部队官兵在场迎接,顿时松了口气,心想他们已攻下寿州。怪的是看不到苗沛霖本人。
由于通信中断,陈玉成不知苗沛霖遭清军大败于寿州,四月二十五日全军投降清廷。苗沛霖再度投靠清廷,答应将英王递交清军,换得清廷饶他一命。于是,陈玉成走过寿州城门欲和友军会合时,立即被对方拿下。六月遭处死。在供状中,英王毫无悔恨之意,只为部下难过。他告诉俘虏他的人:“是天意使我如此,我到今日无可说了,久仰胜帅威名,我情愿前来见。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我受天朝恩重,不能投降。败军之将,无颜求生。但我所领四千之兵皆系百战精锐,不知尚在否?至我所犯之弥天大罪,刀锯斧钺,我人受之,与众无干。”

但不久后叛军就展现他们的反击能力,欧洲人不知不觉被拖进这场战争泥的更深处。拿下青浦四天后,法国舰队司令卜罗德领军攻打松江下方的南桥村。开打后不久,一名版军狙击手开枪射穿法国舰队司令胸部,击破心脏一条主动脉,卜罗德那天晚上失血过多而死。不久后,悲愤的法军从叛军手中奋力拿下附近有防御工事的柘林村,屠杀该村包括妇孺在内三千人,然后放火烧掉整个村子,为他们挚爱的舰队司令之死报仇。
但联军初步的胜利保不住多久,因为攻破有城墙环绕的城市是一回事,守住它是另一回事,而且联军没有足够人力来守城。拿下青浦后,立即就有消息传来,说李秀成正率大军从苏州南下,欲趁常胜军不在之时扑向松江。(“华尔带两千部下折回松江,以协助抵御叛军进攻,留下副手法尔思德带领仅仅一千五百兵力驻守青浦,而青浦不久后也遭到包围。青浦的初期战事一结束,舰队司令何伯就立即带炮艇队回上海,因此法尔
思德孤军守城。他们固守将近一个月,曾伏击一艘行经该城、载了武器与弹药要给叛军的法国走私船,借此取得补给。但法尔思德拒绝太平军以黄金交换他们弃守的提议后,他底下的欧洲军官几乎兵变,他不得不将其中部分军官关起来以镇住军心。然后,华尔与何伯于六月十日未经周详计划即前来援救——结果卡在何伯坚持要他们烧掉整个青浦城以免还得再派
兵驻守,因而功败垂成。最后,华尔与何伯仓促撤兵,法尔思德麾下所有官兵遭屠(被他关起来的那些欧洲军官最先遇害,叛军先头部队将他们的头插在矛尖上),法尔思德本人遭太平军生俘。太平军将他衣服剥光,囚了两个月,才被李鸿章赎回。

根据夏福礼的报告,《泰晤土报》这时严正表示,英国经复苏的唯一途径乃是消灭太平天国。叛军已成为“阻挡我门摘取金苹果的龙”。诚如这些主编这时向读者说明的,那是容易理解的人道问题:如果上海和宁波的茶叶市场毁于太平天国之手,英国政府将会调涨茶叶税,以保住其急需的茶叶贸易收入。那将使英格兰社会喝茶的下层民众,包括因为兰开夏纺织业垮掉而饿着肚子的那些人,日子不好过。他们指责那些
提倡中立的政治人物,以高调而抽象的字眼谈论外交政策的道德责任,却未“关心人民所受的苦”。英格兰“追求绝对中立”,完全不关心“英格兰喝茶者或中国产茶者的死活,就和不关心兰开夏纺织工人的死活一样”。因此,干预的主要用意在于人道救助,不仅救助中国农民,也救助英格兰自己的穷人。他们主张,即使撇开老百姓受苦的问题不谈,光是基本的经济因素,“考量到英镑、先令、便士”,就表示“应该将横
亘在我们和我们的金苹果之间的那条龙杀掉”。
但对于中国境内的杀戮惨状,《泰晤士报》主编群之隔阂无知,就和被他们嘲弄在空谈道德原则的那些政治人物不分轩轾。他们在一八六二年夏发表的漂亮主张—太平天国是人道威胁,因而协助清廷恢复中国秩序乃是英格兰的荣幸——随着不好的消息从亚洲传回,迅即从他们口中消失。因为防洪闸门已经打开,有了英国政府准他自主行事为后盾,舰队司令何伯
正把英国带进一场反中国叛军的战争,而此举的道德后果几乎是深不可测。
与华尔常胜军结盟,并得到李鸿章的爽快同意后,联军于一八六二年晚春大举进攻上海周边的太平天国据点。最初进攻非常顺利,这主要得归因于太平军的装备较差。五月十三日,一支来自上海与松江的联合部队完成了华尔的民兵队从未能完成的任务:用四十门重炮连轰整整两小时后,这支部队从太平军手中拿下青浦。英法军队将青浦南城门炸成碎片之后,华尔的三千五百名华人部队冲进缺口,在军乐队高奏《天佑女王》之际,把被炮弹震得七荤八素的守军吓得退走。

伦敦《泰晤士报》的主编群希望动武。他们曾把洪秀全称作英国该与之建立通商关系的“实质君主”,但一年后的八六二年五月,他们反倒严正表示太平天国是“中国的恶棍使城市杳无人烟、把人尸拿去喂野狗,是无情的扑杀者和无能的屠夫”。他们以先前未有的辛辣口吻谴责捍卫中立政策的英国人,特别把矛头指向领事密迪乐。他在一八六一年二月所写,赞许太平天国政府的那封信,这时在英格兰终于可以取
阅。这些主编称他是“在国内死抱自己看法的汉学家”,指责他无视于“占去当地每位居民注意力的屠杀声和火光”。他们严正表示,毋庸置疑,“该开始攻击这些抢匪了”。
当然,在这一年里已经改变的事,是夏福礼、巴夏礼和何伯告诉他们太平天国是一股完全无法无天的势力。但未改变的是《泰晤士报》一贯的看法,即中国,还有印度,将是使英国免受美国内战冲击的救命符。几周后该报主编写道:“如果美国必然离我们而去,不再是可让我们获利的顾客………那么中国和印度两者有可能崛起,递补美国的位置,协助我们渡过难关,尽管是痛苦渡过。”英国可转向亚洲这个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借此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和“它令人望而却步的关税,它燃烧冒烟的棉花堆,它贫困的人民,它必然逃不掉的破产”)。他们写道,尽管英国正苦于“过度自信地倚赖(美国)所带来的伤害”,所幸,“我们在远东所播下、耙松、浇水的好种子正迅速成长、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