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英国政府的管家和仆人挣扎于英国的作为是否对得起良心时,就在那一挣扎透过他们乱无章法且矛盾的政策体现于地球另一端时——一下子在华积极出击,一下子又收手,一下子收钱替人打仗,一下子又讲原则，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曾国藩及其军队一直执着于他们坚守不退的唯一目标。因此,等到英国人终于撤回上海的中立斗篷里面,在他们对中国内战的介入禁不起道德折磨而自行轰然瓦解时,中国已不再需要他们的援助。

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罗奇代尔( Rochdale)选出的国会议员科卜登( Richard Cobden)提出一项极
富争议的决议,为辩论注入新能量。这项决议要求英国政府在中国采行其在美国施行的同一个不介入政策,并特别论及卜鲁斯的“绝望状态,因为他所建议的那个政策,或在他默许下在该地执行的那个政策,似已失败瓦解”。赛克斯上校痛批英国“站在清廷一方的直接干预和屠杀太平军”政策,并搬出戈登写给某位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内容说:“如果当初拿虚掷在清廷一方的苦心的一半,用在叛军身上,这个国家老早就天下太平了。”
最后,首相不得不屈服于反对意见,重拾不介入政策
仍允许保护上海,对抗对上海的直接攻击,但不再参与通商口岸以外的战事。首相巴麦尊针对科卜登的决议为自己辩解时,表示他和其他支持阿思本及戈登为中国服役的人都是出于一片好意,不该为此受谴责,但也坦承他支持清廷的努力未有成效。“那些措施无效,”他难得抱愧承认,“我为此感到抱歉。”
但这一挫败之中也有令他感到得意之处,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一八六四年夏,那些辩论正在平民院上演时,美国内战已打了三年,兰开夏棉荒已持续两年。而从那时的角度来看,巴麦尊和其他支持英国站在清廷一方介入中国内战的人,能指出中国境内的贸易,如他们所认为的,拜英国努力镇压太平天国之赐而大增。自英国开始积极剿灭中国叛军后的几年里,来自对华贸易的总收入其实增加了两倍。换句话说,巴麦尊及其支持者能辩称他们受到唾弃的政策其实成效卓著,不管道德上有何可议之处或政策上有何矛盾之处,他们在中国的冒险举动已协助英格兰顶住美国内战对其经济的冲击。巴麦尊五月二十日得意表示:“与中国通商将为我们开辟广大的商业活动领域,那是老早就有的看法,而毋庸置疑,与该帝国通商活动的大增,使我们得以安然无事面对美国境内仍在进行之事对我们的通商和制造业加诸的不幸阻挠。”换句话说,一扇门关上时,另一扇门打开。

经过这件事,英国民众对自己国家在中国内战中扮演的角色,由支持一改为反对。苏州杀降之事,令他们非常反感与震惊,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戈登失信之辱有感同身受的愤怒（尽管他们的确为此感到些许愤怒),而是一一更重要的因为这件事透露了更大的真相。这让他们如此震惊,是因为它确切表明那是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争,而非戈登的战争。它表明那些支持戈登此次任务的英国人错了——事实上非常天真——误以为“中国人”戈登完全主导征剿中国版军的行动。他们洋洋自得于英国在教导清廷如何打它自己的战争,以为他们的伸士军官是清朝军人的表率,为他们立下效法的榜样,结果他们错了。简面言之,苏州杀降之事终于让英国人看清楚尽管在华那些骄傲的英国代理人一再反驳说他们不是佣兵,但其实他们就是佣兵,一直都是。
戈登与李鸿章的猛然决裂,为英国与清廷的直接军事合作画下句点,也使英国人再度思索是否得就此派足够的兵力前去,以控制废墟般的中国,一如当年英国在印度所为。对在上海和海外的许多英国人来说,如今这似乎是势不可免。当初,宁波的清军主帅一开始未能利用乐德克的援助时,何伯曾沮丧地写道,由于“清朝官员的懦弱跟无能”,他和他们根本合作不起来。而一如何伯下的这句评论,阿思本和戈登两人在中国
的有志难伸,证实了卜鲁斯的乐观盘算——英国可用清朝作为代理人,恢复中国境内的秩序和商业,或至少英国可在无损自己颜面下做到此事——根本是一厢情愿。有人更甚至推断,如果英国真希望中国安定,此后就得自己来。《纽约时报》写道:“欧洲这两个强国若想成功平靖这帝国的局势,只有对它投入强大兵力一途——而若以此方式达成此事,随之几乎必然发生的事,乃是中华帝国永远臣服于欧洲强权之下。”

并非曾国藩不想要外国援助,而是他不想因为外援而与洋人有往来。他瞧不起洋人的文化,认为他们没教养,不守规矩,不懂儒家的忠信之道。他们的国家大体上利欲熏心,特别是英国与法国只要有机会占中国便宜都不会放过。因此他只倚赖与洋人相熟且能带新知识和新科技到安庆给他,使他无须雇用欧美人的本国人。有一些年轻聪明的中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到安庆跟他一起奋斗,其中大部分人从通商口岸的新教传教士那儿习得数学与科学(同时与传教土所宣扬的宗教保持安全距离)。曾国藩邀他们到湘军大营,加入他的幕府,聘他们当顾问。
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就是听到他召唤的年轻人之一。一八六○年秋拜访洪仁玕之后,他甚少用到他的太平天国通行证。一八六一年他的确用它在远离通商口岸的长江沿岸城镇芜湖开了家航运公司,并在六个月期间把将近两千吨的茶叶从叛军控制的皖南地区运送到下游上海。(38但利润不如他所希望,而且他得了重病,缠绵病榻两个月,于是决定不值得冒染病、战火与被抢的风险做这种生意,自此认命待在上海。
一八六三年晚秋,也就是他去南京三年后,容闳收掉在上海的生意,前去安庆的湘军大营求见曾国藩。容闳得到曾国藩的赏识,是经由两位与他和曾国藩皆熟识的本国友人推荐。这两人一是工程师,一是数学家,皆已投入曾国藩幕府,正协助曾国藩造汽船。一八六○年容闳拜访旧识洪仁玕时态度高傲,坚持要太平天国做到他所列出的条件,他才肯替太平天国效劳。但这次他到安庆时,那种高傲已不复见,反倒几乎卑躬屈膝于这位湖南将军面前。他觉得曾国藩的权力之大“近乎帝王”、“几乎不受限制”。在容闳如崇拜者般崇敬的眼光中,曾国藩这时“简直是、几乎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

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华尔肚子中了一枪,那天夜里“在极痛楚中”死于宁波。与李鸿章淮军并肩作战的华尔常胜军,一八六二年晚夏至初秋,趁忠王部队不在时肃清了上海附近数个镇,九月时,他应新成立的常捷军的请求,带领部分常胜军南下浙江。常捷军是中法混合军,仿常胜军的方式成立,旨在将太平军赶出宁波周边地区。常胜军在该地区打得不顺利。华尔的临终遗言符合他的一贯作风,是要索钱。他说吴煦和杨坊—上海道台和他所谓的岳父—共积欠他薪水十四万两银子(当时约值二十万美元;很庞大的一笔数目,因而他国内的家人直到二十世纪都在向中国政府追索这笔钱)。至死仍让他受辱的是,受命将华尔遗体载回松江安葬的那艘汽船的船长,正好是个消极攻击型且极厌恶这位已故将领的南方邦联支持者,他不肯接这份差事。禁不住华尔的副手施压,他最后同意了,但没有替船重新装填煤炭就出港。载华尔遗体去安
葬的汽船,驶到宁波和上海之间的杭州湾公海时失去动力,随波逐流。华尔的副手将船长关起来,然后把木质船体的水上部分拆下,丢进火炉里,才让船再度动起来。木头烧完之后,他们把船舱里的五十桶猪肉也丢进锅炉里,终于烧出足够的蒸汽,让船开到海湾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