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对其胜利者和中国本身都未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如果说从这场战争的结果可得到什么道德教训,那绝不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教训。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如此收场,或许该归咎于我们大无畏传教士的助理洪仁玕。在香港与传教士共处数年后,他深信他很了解英国人,能充当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桥梁。这一信念使他提倡对洋人安抚与开放的政策,
从而最终害了他自己的人民。同样的,也可归咎于生性内向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他于上海和北京短暂驻在之后,就认为清廷是文明之邦,力抗一群没有国王或治国理想的乱民,据此让他的母国政府相信,必须站在他认为中国境内唯一可长可久的政权那一方,介入中国的内战。洪仁玕与卜鲁斯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自认对于对方文明里良好且可认识的事物有他人所没有的深入了解,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即他们都错得离谱。因此,外国介入与太平天国覆灭的故事,或许最终只是告诉我们信任不该信任之人会带来多大的遗憾。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认为跨越文化与距离的联结—一我们对人的德行根本上同一的希望,我们认为在同一德行下所有人没有差别的信念—有时其实只是我们虚构的东西。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

从一百多年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伊藤博文的预测满清遭推翻时,“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果然不幸言中。他接受采访两年后,满清覆灭,由中华民国取而代之,而中华民国几乎是甫一成立就分崩离析,陷入内战。中国受苦于数十年内战国力衰弱,面对外敌的持续入侵几乎束手无策,将在接下来的二十世纪里,竭力恢复其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与世界舞台上曾长期占有的显赫强势地位。一九一二年,当这个遭延搁的彻底改造过程终于如火如茶展开时,这个国家已远远落后于竞争。
者,直到近年以前,要迎头赶上都似缘木求鱼。

如果说这场战争结束后的情势发展令曾国藩失望,对英国人来说,最终的回报则更令人不看好。英国人预料平乱之后,对华贸易会大幅成长,结果是一场空。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巴麦尊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持续。英国人的介入,使太平军无法拿下上海,也使上海周边地区长期陷于战火,从而使中国的商人、财富和货物,为了躲避英国人所协助维持不坠的混乱,而大量涌进安全的上海。逃到上海的有钱人推高地价,为上海洋商带来可供他们买进再转手卖出的大量货物。此外,只要长江沿岸的战事仍炽,中国商人就愿意以高出行情的价钱,雇请挂外国旗帜而不会受到攻击的船只运送他们的货物,以策安全。但太平天国一灭,这些好处全部消失。长江恢复航行安全,外国航运业者的优势随之大减,而难民离开上海,使上海的房市跟着崩盘。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前两大商行在衰退期间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巴麦尊—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十九世纪中国这场内战所夺走的人命,最广受认可的估计是两千万至三千万人。这个数据必然不够客观,因为没有可靠的当时人口普查数据可供比较,因此这个数据基本上是根据若没有这场内战,中国后来应该会有多少人口推测出来。据一九六九年发布的美国一项研究结果,晚至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清军攻下南京将近五十年后,中国人口仍未回到一八五○年之前的水平。由中国境内一组学者所完成,于一九九九年发布的一项更晚近研究,估计受害最烈的五省—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间,人口共少掉约八千七百万:其中五千七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他人则是因为降低的出生率而无缘出世。对这场战争在所有省份造成的人口冲击,他们推测是七千万人死亡,人口总共少掉一亿多。这些较高的数据,晚近传播更广,但引发争议,批评者主张后人无从得知有多少死者死于战争、疾病和饥饿,有多少人移居他地过活。但就连走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所写的最主观轶事杂记,都证明中国城市和乡村所蒙受的深深伤创—太平天国战争过了几十年后仍未治愈的创伤一而今那些数据开始让人感受到,在这场据认是人类史上夺走最多人命的内战中,中国所蒙受的破坏和社会混乱的程度乃是前所未见。

此外,那些后来不解于他为何不夺取大位的人——这样的人还不——认为,中国皇帝之位值得争取。但在曾国藩看来,特别是在他所处的那个乱世,权力是不祥之物。权力让他害怕失败,让他害怕辜负了加诸他的重责大任,以及让他时时优心于随着个人权势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将因逾越应守的分际招来上天的惩罚而毁了自己。他知道勤于任事的皇帝终身活在戒慎恐惧之中,整个国家的重担全压在他肩上,从即位至死,他的一生全在上天明察秋毫的目光注视下。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年,曾国藩已在安徽尝到这种重责大任在身的滋味,而且那种重任还比不上皇帝肩负的责任之重。那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日子。中国皇帝不值得艳羡,而该令人可怜。
曾国藩湘军的解散始于一八六四年八月,即攻陷南京不到一个月后,但在拿下该城之前,他就已经朝这个方向准备。五月,他向朝廷请病假——他向弟弟曾国荃解释,那其实只是个借口,好让他于战争结束后归隐,好杜绝对他的权势猜忌日深的政敌对他的批评。他建议曾国荃也这么做。他写道,如果“金陵克复,兄弟皆当引退,即以此为张本也”。但曾国荃不接受哥哥的建议,曾国藩随之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要曾国荃照他的话做。曾国藩已见过户部上的奏折,折中推测他弟弟想扩大财政权。他劝诫其弟勿招人嫉。他写道:“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曾国藩既掌大权又顺服朝廷,令人觉得矛盾,使那些认定他是个无情军事领袖的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他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泾渭分明,造就了他这样的作为。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统领一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中国境内最令生畏的军队,军中士兵来自他的家乡湖南,只效忠于他,把他几乎当神一般。对于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他处之泰然（对于自己可能死于战场,他同样处之泰然)。他是容闳眼中
那位“简直是、几乎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是卜鲁斯所忧心将接管中国中心地带之人。他令清廷不放心,因为多年来清廷控制不了他,要不要听朝廷命令,大抵上看他高不高兴。
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他是个将领,但从无意夺取天下,建朝称帝。他对自己拥有的兵权或权力从未感到高枕无忧。他最希望的乃是回他的书堆里,当个儒家文人,平静度过一生。对这样的人来说,在内战结束后夺取大位,乃是全然不可思议之事。他或许怀疑朝廷官僚腐败、贪婪、无能,但他从未质疑皇帝本人的正当性。曾国藩抱有宗教般的忠诚心态,坚信上天已选定帝国的统治者不管朝中大臣说什么或做什么,为人臣子就必须遵守上天的选择。

这场战争对其胜利者和中国本身都未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如果说从这场战争的结果可得到什么道德教训,那绝不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教训。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如此收场,或许该归咎于我们大无畏传教士的助理洪仁玕。在香港与传教士共处数年后,他深信他很了解英国人,能充当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桥梁。这一信念使他提倡对洋人安抚与开放的政策,从而最终害了他自己的人民。同样的,也可归咎于生性内向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他于上海和北京短暂驻在之后,就认为清廷是文明之邦,力抗一群没有国王或治国理想的乱民,据此让他的母国政府相信,必须站在他认为中国境内唯一可长可久的政权那一方,介入中国的内战。

太平内战当时,有些英国人—在上海、在英国国会和在报纸上—极力主张,外国出兵介入中国内战以恢复中国秩序,长远来看对中国不是件好事,反倒会使中国人继续受老早就不再强盛与清明的腐败政权压迫。而伊藤博文在清廷攻下南京四十多年后的一番后见之明,有助于证明那些英国人的确有先见之明。他回顾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朝的统治岁月,断言“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而当时许许多多中国人若听到他这个看法,大概会迅即表示认同。

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什么令英国人乐见的发展。介人中国内战,未让他们从清廷那儿得到他们预期的善意或好感,也未使清廷对他们重开对外通商的大门。卜鲁斯会在不久后因他的“敬重中国官员政策”受到嘲笑,H在许多人眼中,那项政策使得英国政府变成清朝统治者抱在膝上玩赏的小狗。但在无奈接受自己在中国这场战争中的角色之后,英格兰之所以感到自得,是因为不断有人重述卜鲁斯对中国情势的看法—到了几乎众皆认同的地步—这场战争中的破坏皆是太平天国所造成,太平天国是不折不扣的一股无法无天的势力,太平天国是所有文明有礼者或受到良好治理者的公敌。从这个观点来看英国介入这场战争无疑就是人道义举。由于这一时势观被奉为标准说法,戈登与华尔将以中国这场战争的伟大外国英雄之姿留名青史,将被视为挽救中国免于毁灭的人。相对于发动鸦片战争和烧毁圆明园之耻,戈登和华尔被昂然标举为华洋合作的可喜象征(乃至善心象征)。基于同样的道理,这场战争在英语世界里将被永远定位为太平叛乱,而非内战—意即英国站在清朝那一边,把太平天国视为纯粹是反对正当合法政府的叛乱者,不法之徒和混乱的制造者,造成当时混乱的唯一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