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政治侵入文学,它的直接后果便是,“作家在承担政治责任的同时,也就使自己屈从于正统和党的路线’,并且因此变得胆小如鼠、极不诚实”,他们“在持续不断的害怕中生活与写作”,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在思想上犯错误。(《作家与利维坦》)

用文字表述虚伪,用虚假编造历史,在书本里,在课堂上,谎言的毒素渗透在学校教育和一切社会知识领域之中,由于“极权制度对知识分子施加的压力最大”(《对文学的阻碍》）

奥威尔关注语言的退化,因为“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而且“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

语言的退化,最大的始作俑者是不诚实的政治语言,它所使用的“民主”、“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人民”这一类的字词早已不再有确切的含义,而成为空洞无物的语词把戏。它用“毫无生气的、鹦鹉学舌的风格来表达。各党派的小册子、头版头条文章、宣言、白皮书和领导讲话,自然是各式各样,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缺少一种鲜活的、生动的、独创的语言风格”。

这样的语言,它的目的不是表达真实的思想,而是“是为了使谎言看上去更真实可信,使谋杀变得更值得尊敬,让空话显得更有分量”。(《政治与文学》)

奧威尔不同意甘地以忍耐的牺牲来换取正义的主张,因为事实上,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
甘地要用忍耐“唤醒世界”,但是,“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
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惟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转达给对手。……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