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亨虽然拥有规模企业,且又有资金,却极少对出口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一项全球竞争的商业活动。教父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的低效率,才有了出色的业绩,他们或是通过个人关系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垄断特许经营权,或是当政府企图完全控制工业发展时,从中获取利润。对大亨而
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

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有何经验教训?那就是:处在一个严重管理不善、腐败严重、政治变化不定的地区中的拥有战略意义的深水港口城市型地区和小国,它们的繁荣与官方的经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2005年,新加坡威权政府决定准许开放两所特大的赌场,许多人对此惊讶不已,但从历史的延续性的角度来说,这不值得惊讶。李光耀及其家族统治的独立后的新加坡,只有在不妨碍其城市型小国的商业运作时才会显出道德热情。因此,新加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是银行的保密制度和对卖淫的长期容忍,当然主要是为来访的商人服务;另一方面是对便后不冲厕所的人或在未穿衣服情况下不拉窗帘的人进行罚款。总理李显龙用反诘疑问句表示了对赌博立法的欢迎:“如果我们]不改变,20年后我们将在哪里?”但是,事实上,新加坡的赌博业只是其保持一贯做法的最新篇章而已。

印尼人发明了这样一个术语—“主公企业家”来描绘这些商人商人成功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庇护,所以他们要分一部分利润以回馈庇护他们的政界人物和军官。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人称这些人为裙带资本家。
弗雷德·里格斯,一位专门研究泰国的学者,效仿印度最下层民众的称呼,创造了这样一个短语“贱民资本家”,来定义那些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生意人,他们只有一直经商,不从政,才会被容忍。所有这些表达都指的是同一件事—对政治权贵来说,利用那些富有但又有依赖性的商业大亨真是太吸引人了,不能仅仅因为殖民统治的终止而放弃。

移民对他们自身地位的认识，通过文化发展方向，即文化调整进程体现出来。东南亚贵族统治者没有效仿他们的移民雇员，相反，移民们融人了他们的文化。华人与波斯人都是如此，尽管传说华人的文化认同是难以改变的。例如，泰国前现代史就讲述了华人如何成功地迅速转变为泰国人的历史。泰国国王鼓励这样的移民做法，把少数的华裔包税商和官员封为贵族。所有的华人在步入成年时都要选择自己的身份——做泰国人或中国人。如果他们选择了前者，他们就把他们的“清朝辫子”剪去。绝大部分家庭在两三代内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泰国的上层地位是这些人的追求目标，但他们必须拿出商业利润的一大部分才能得到这样的地位，使自己绝对安全,而没有被同化的中国商人却成了二等公民，需承担各种风险。基于这样的选择，华裔移民更乐于成为政治创业者而非经济创业者就不奇怪了。爪哇也有类似的现象，在那里，成功的华人总是力图与爪哇贵族统治阶层联姻。

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经济增长来自于向高效率的出口型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新加坡和香港这样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繁荣昌盛，因为它们都有港口、洗钱处和海外金融中心，并且贮藏来自其他地区的资本。在始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所有这些经济秩序似乎都是可行的、可接受的。但金融危机袭来时，人们开始明白东南亚的政治体制先天不足，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该地区的全面崩溃。自危机爆发10年以来，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至今人们仍然不知道它们是否会被解决。政治精英们和经济精英们继续高高在上，认为他们有权统治，人们无法预测他们是否会突然醒悟，改变自己的行事习惯(moral epiph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