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事业飞速发展,更多外国人受聘从事高精专的任务。现在,两位英国人分别管理着他的港口和零售事务。一位加拿大人在看港和记有限公司任财政总监。不管鬼佬们做什么,李嘉诚对他们的使用是其他大亨所无法相比的。李嘉诚真正体现了世界性教父的风范他自学而成的英语口语虽然不是很流利,但已经足够使他充分题和自己的鬼佬副手进行交流。然而,李嘉诚从来不在股东大会上说英语,也从不在记者围着他的特殊情形下说英语。在那些时候,他的身份完全是一个广东人(虽然,他明显地带有潮州地方的口音)。

由于他与殖民地的大企业较量过并打败过他们,香港媒体30多年来一直将他捧为社会名流,并称他为“李超人”。因此,李嘉诚也会腾出时间来接受那些他喜欢的广东记者的采访。而那些对他没有表示足够尊重的外国和英文媒体,很少有机会接近他。

如果说郭鹤年是一个善于融入周围地区不同精英文化的能人那么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用人的领导者。他在使用鬼佬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不管是从香港的殖民政府那儿获得特许,还是处理和香港汇丰银行之间重要的关系,也不管是招募一名无道德的“走狗”,还是雇佣一名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李嘉诚没有明显的种族上的偏见。

殖民地的种族偏见历史和中国例外论在该地区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种族恐惧症,因此李嘉诚的做法并不常见。正如彭定康——香港的最后一位总督所评论的:“他不会让那些有利于英国商行的优势搞得自己很痛苦。”李嘉诚只注意长远利益,注意什么能使他成为最终的成功者。彭定康又补充说:“他是我所见过的那类非常少见的其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

据分析,李嘉诚在用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技巧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这使他成为最富有的教父。李嘉诚的帝国里有许多来自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而其他教父只是聘请一个鬼佬装装公司的门面,几乎是在种族上提醒人们谁是真正的主人。

主宰集装箱终端运输公司的股东都是房地产大亨: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和集团的子公司香港置地以及九龙仓集团。李嘉诚的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目前拥有香港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泊位,毫无疑问他成了这帮人的领袖。

多年来李嘉诚从港口中获取的现金流量便他得以在房地产市场上投机。投资银行认为,若没有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港口收入,他早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风暴中破产了。

香港其他事实上的卡特尔包括超市和药店,其中李嘉诚的百佳连锁超市和香港怡和集团的惠康超市约占了百货贸易的70%,李嘉诚旗下屈臣氏集团和怡和控股的万宁公司也几乎占了药材销售的70%。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国零售商家乐福和一家当地开办的资金充足的苹果速销商,曾努力去打破这两个日用品亿万巨头的垄断,可是都失败了。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教父,拥有香港重要零售商店,并向供货商申明如果与新的竞争者合作,将断绝与他们的生意来往。马克·西蒙亏损了1.2亿美元之后,停止了苹果速销的营业。据他说,苹果速销的送货车根本进不了由李嘉诚控制的居民住宅区和办公大楼》。李嘉诚还是香港电力生产的双寡头之一,另外一半的股份由伊拉克的犹太人嘉道理家族的中国照明与动力公司(香港)拥有。

陈方安，彭定康任总督时的香港政务司司长,在金融危机后,严厉责骂李嘉诚在资本市场的古怪行为以及其他事情。

她说,很多次他在政府官员面前和公共场合威胁说,如果监管机构对他视为最佳利益的“业务”采取行动,那么他会把他的资金撤离香港。“我对大部分香港商界(重要)人士已经没有多少尊重了。”她愤怒地说。但是李嘉诚的威胁只是老套路。

1990年当他控制的星空卫视需要特别的监管豁免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此外,李嘉诚几乎不可能离开他在房地产、电力、零售以及港口卡特尔的统治地位,去更开放的市场竞争。

1999年,和记出售了其旗下的欧洲橙子电信公司移动通信分公司,获利150亿美元,并立即孤注掷地把资金投到了世界各地的3G业务上,李嘉诚再次需要他的香港现金流去弥补资本密集型的亏损企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收益,李嘉减很可能早就注销的“3G”业务了。

相反,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毫发未损地进入了2007年,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他的名字排在了福布斯亚洲富豪排行榜的首位。在2006年的世界富豪排行榜中,他名列第10。

尽管有保护金钱的本能和向员工展示节俭的深思熟虑的商业手段,但人们所说的大多数教父生活节俭,却并非实。让李嘉诚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从上市公司中获取的工资很少—2005年,从他的长江集团旗舰公司中只得到了10000港元的工资。但有点却未被提及,即在香港工资要被征税,而股息却不被征税,所以大亨们利用后者来避税。

作为教父生活一部分的角色扮演也许能说明困扰着他们的不安全感。其表现之一是他们对于身份的着迷。亚洲教父如此饥渴地收集并展示各种勋章。例如，何鸿燊坚持下属任何时候都要叫他何博士。

华裔教父没安全感的另一表现就是他们热衷于体现自身的“中国性”,证实优生学。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最近这一现象尤为明显。最有名的个案研究就是李光耀,李光耀受过英国教育,曾经以英国身份自居。随着新加坡的繁荣和中国的崛起，李光耀越来越致力于从儒家文化和亚洲价值论方面来解释这个小国家的成功。

教父正演绎着一场双重的自欺欺人。第一重是坚持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是华人的贡献,而实际上是移民的贡献;第二重就是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商业大享的他们在移民圈里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优势,这帮助他们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

在香港,亚洲首富李嘉诚总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他的香港长江集团官方网站声称:“为了扛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李先生不到15岁就辍学,在一家塑料贸易公同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1950年,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让他有了自已的公司—香港长江实业。”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拥有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③。后来他成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李的已故妻子庄月明,是他的表妹,就是那位有钱舅舅的女儿。李嘉诚所经营的企业事实上是属于他岳父的,李嘉诚只是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据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透露,李嘉诚的岳母也给了他额外的经济支持多。

2006年10月逝于北京一家医院的霍英东对多重身份十分了解。他拿到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后,就读于香港的精英学校,并成为有成就的网球和足球运动员。后来,他把儿子送到英国的米尔菲尔德公立学校读书,继续着他的家族英国化。但当英国政府某些部门因为他在朝鲜战争期间与中国进行巨额贸易而撇弃他,而北京却给予他垄断交易特权时,他
成了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福布斯》杂志花了几年时间试图采访霍英东,但他只愿意接受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最终他同意在珠海接受《福布斯》杂志的采访,但他从车里出来,只发表了以下陈述“像印度、埃及甚至英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一旦倒下了,它们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是中国能。”然后他跳进他的车里,飞驰而去,使福布斯》杂志连一张照片都没得到。

大商人通过指定的委员和委派的说客演绎着他们的政治角色。1985年,英国通过建立功能选举区将这种准寡头政治体制保存了下来,而此时中英政府有关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主权的联合声明已签署。所谓功能选举区,是让教父控制的行业,如银行、地产、保险等能够在立法会中设置更多的说客。而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则设了“咨询委员会”,里面的成员主要是教父。

大亨虽然拥有规模企业,且又有资金,却极少对出口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一项全球竞争的商业活动。教父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的低效率,才有了出色的业绩,他们或是通过个人关系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垄断特许经营权,或是当政府企图完全控制工业发展时,从中获取利润。对大亨而
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

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有何经验教训?那就是:处在一个严重管理不善、腐败严重、政治变化不定的地区中的拥有战略意义的深水港口城市型地区和小国,它们的繁荣与官方的经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2005年,新加坡威权政府决定准许开放两所特大的赌场,许多人对此惊讶不已,但从历史的延续性的角度来说,这不值得惊讶。李光耀及其家族统治的独立后的新加坡,只有在不妨碍其城市型小国的商业运作时才会显出道德热情。因此,新加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是银行的保密制度和对卖淫的长期容忍,当然主要是为来访的商人服务;另一方面是对便后不冲厕所的人或在未穿衣服情况下不拉窗帘的人进行罚款。总理李显龙用反诘疑问句表示了对赌博立法的欢迎:“如果我们]不改变,20年后我们将在哪里?”但是,事实上,新加坡的赌博业只是其保持一贯做法的最新篇章而已。

印尼人发明了这样一个术语—“主公企业家”来描绘这些商人商人成功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庇护,所以他们要分一部分利润以回馈庇护他们的政界人物和军官。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人称这些人为裙带资本家。
弗雷德·里格斯,一位专门研究泰国的学者,效仿印度最下层民众的称呼,创造了这样一个短语“贱民资本家”,来定义那些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生意人,他们只有一直经商,不从政,才会被容忍。所有这些表达都指的是同一件事—对政治权贵来说,利用那些富有但又有依赖性的商业大亨真是太吸引人了,不能仅仅因为殖民统治的终止而放弃。

抽象地辩论儒家的“价值观念”促使中国企业形式独具一格,这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对儒学的讨论未能区分模糊的道德戒律理论和理念的实施,而儒教不切实际的理念使人们感到违反它比遵守它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可以肯定地说,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这样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里,推崇儒教伦理历来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
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