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继续其文化适应过程，移民后代不断失去对中国方言的掌握，慢慢地适应了当地的习俗。但是随着荷兰人的权势渗透整个群岛，有抱负的移民就不太想在爪哇王室谋求职务，也不太想和当地的“普里亚伊”穿袍贵族通婚。另一方面，北欧白人不能容忍有色人种与荷兰人通婚，更不能容忍有色人种融人荷兰群体。与泰国不同，在印度尼西亚，与统治精英的完整结合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马来西亚产生了“折中”的身份。到了19世纪，会说马来语（一种本地贸易语言）的华人遵循一种杂合的文化，即中国南方文化和爪哇文化的混合，同时他们又希望得到荷兰殖民者的恩宠和提携，他们人数众多，但十分容易辨认,人们称其为“土生华人”或“侨生"。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成了华人社会的领袖：作为荷兰人的军官让华人遵守秩序。他们竞标课税权,并且还与当地的贵族合作，以保护他们的包税区免受走私者——尤其是鸦片走私者的侵害。最成功的创业者几乎是最不纯正的“华人”，因为他们必须在荷兰殖民者、当地贵族和男性华人这三者之间寻求一个文化均衡点。

许多人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贡献主要应归因于文化，笔者对此形成了三个根本性的反对意见。 首先，文化规则这一理念忽视了历史背景……中国人抵达东南亚时，常常被禁止在政府和许多行业工作，不过贸易和商业机遇基本不受限制。说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和说犹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一样。 其次，反对文化论是因为它意味着华人是同质的，东南亚的华人是典型的一般意义的华裔人种。然而，1949年之前，大规模移民中的华人尤其不同质。 第三，东南亚中国文化优势论的理由是，这一理念把中国移民与教父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