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地辩论儒家的“价值观念”促使中国企业形式别具一格，这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对儒学的讨论未能区分模糊的道德戒律理论和理念的实施，而儒教不切实际的理念使人们感到违反它比遵守它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可以肯定地说，像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这些华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里，推崇儒教伦理历来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

至于教父本身，他们并非是典型的精英，而是与当地的政治精英达成了默契的外来经济贵族。在文化方面，教父是变色龙，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是世界主义者，会说多种语言，远离亲人平凡的关怀。此外一与民众的偏见相反——该地区的大亨远非都是华人。只有少数纯华人大亨完全继承了中国文化和语言。其他纯华人大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中文读写能力（虽然常常不承认这一事实）。许多大亨是欧亚人，他们的非华裔血统有时被看做是件令人繼尬的事而遭到弱化，在华人圈子里尤其如此。然而，还有根本不是华人的教父。这本书将向人们揭示，大部分华裔大亨的行为在实质上与在香港的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班”、菲律宾的西班牙裔教父或马来西亚的首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并无多少差别。他们的特性首先是教父，其次是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