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方面，黄仲涵釆取多种经营策略，这一策略后来成为那个时代东南亚大亨的一个标志。他从课税,尤其是鸦片课税那里得到了稳定的现金流，并用这些资金向其他许多方面扩展。他在制糖业、发展种植园、建造加工厂方面声名显赫。加工厂使用的机器是从欧洲进口的，由荷兰的专业技术人员维修。黄仲涵还在一些关键岗位雇佣了荷兰的会计师和管理人员。他的经营还扩展到了航运业，并且在三宝垄开办了一家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搬到了新加坡，于1924年在那里去世。他是唯一拥有大型公司，并能与荷兰大型公司竞争的人。

黄仲涵曾是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人。其父经商，曾当过三宝垄华人区的“玛腰"（Major)。19世纪，种植鸦片的华裔主要居住在三宝垄。黄仲涵以爪哇的三宝垄为中心，在世界各地扩张商务，扩增了其父原本就已经非常庞大的资产。在19世纪80年代，当包税商遭到经济下降打击的时候，他竞标并且成功贏得了重要的课税经营权。他不会说荷兰语，但是他比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了解殖民地礼节方面的一套规则。他的一个女儿在自传中回忆道：“过去我常常站在我家宫殿那宽阔的阳台上，等着看爸爸的马车跑过下面的河谷……马车穿过大门时,一个马来仆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手托银盘，里面盛着一块浸有科隆香水的热毛巾。爸爸会在走下马车之前用那块洒了香水的毛巾擦拭他的手和脸，然后走向我。爸爸穿着纯白的裤子和时髦的西方夹克衫，简直帅极了。这情景就好像是一出芭蕾舞剧。”®黄仲涵除了慷慨设宴款待殖民地的官员外，还送贵重的礼物给他们。和他的爸爸一样，黄仲涵也当过该地区华人的“玛腰”，但是他却居住在城里欧洲人密集地区的大庄园里;他的爪哇语和马来语比他任何一种中国方言说得都要好。

当出口引擎在东南亚失去作用时，注意力应重新放到这一问题上：区域经济还能提供别的什么。目前的回答是不够的。亚洲教父所经营的国内大型企业，其发展依赖于受保护的市场、卡特尔和公共项目毫无竞争的投标。结果是，几乎毫无例外，从新加坡银行、香港超市，到印度尼西亚的面条制造商,东南亚的公司都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不像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非常依赖外国的技术和项目管理，因为在过度控制的市场里，教父要全力施展巧计才能做成生意，所以把技术任务留给了外人。日本学者义原国雄是最早批评教父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把这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系统以及公用设施，但是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结果，也就没有世界品牌&。真正的竞争仅限于中小型企业，因为大亨已采摘了肥大的经济硕果。应当记住义原国雄先生20年前在他的创新作品中所说的:“我的真正目的是……要大家注意一个无效率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生气的超级经济层的出现,并请大家思考一下它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