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亨而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每一位教父都应该在墙上挂一幅第296页上的图表;但不幸的是，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不太有自我分析的能力。正如香港金英证券研究部资深主任斯蒂芬•布朗所说他们真的相信：‘如果我没有经商的天赋，你们都将失业。’”

独立后，殖民时期发展起来的外资企业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收购，但这么快跨国出口商又受到了欢迎，本地的商界对跨国出口商的这种反应很能说明问题。一些小公司发现了无数为跨国投资者提供元部件和服务的机会。但由于规模小，缺乏研发新产品的资金，他们无法产生更大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大亨虽然拥有规模企业，且又有资金，却极少对出口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一项全球竞争的商业活动。教父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的低效率，才有了出色的业绩，他们或是通过个人关系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垄断特许经营权，或是当政府企图完全控制工业发展时，从中获取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