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教父正演绎着一场双重的自欺欺人。第一重是坚持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是华人的贡献，而实际上是移民的贡献；第二重就是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商业大亨的他们在移民圈里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优势，这帮助他们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回到施坚雅对泰国大亨的研究上，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些什么优势。他的研究对象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他们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写道:“就所受的教育而言，那些领导人毫无疑问是华人圈里的特权阶层。”那些人中只有五分之一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的。这种广泛传说的优生学充分说明了教父惊人的虚饰倾向——他们一定要证明他们是靠自己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不难理解这种不同文化夹击下的心理压力。一个典型教父成功的必备条件是通晓数种语言，具有一种以上的文化身份。一个杰出的大亨必须会说两到三种中国方言，如广东方言等，还要会说中国的普通话、英文、东南亚本土语言，如泰国语或印尼语，有时甚至还要说几句日语，那是从战争中学来的。有一股永久的压力挥之不去，那就是自己“真正”的身份。李光耀至今依然为他的中文不如英文所困扰。许多接受英国体制教育的华人都有这种困扰。香港东亚银行的李国宝,被送到英国公立学校读书，他总对自己没有掌握中文书面语耿耿于怀。黄惠忠——嘉润烟草公司的华裔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印尼最富有的大亨之一，他曾在荷兰殖民者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他的荷兰语的读写能力仍强于他的印尼语;他不会一句中文。而正大集团的华裔创始人谢国民，他心中永久的困窘则是他说的泰国话仍然带着浓厚的中国口音，尽管他的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就来到泰国发展了。

霍英东早期与香港的英国政府交往甚密，后来又与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关系密切，当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的一个亲戚说大亨们的行为可以通过埃里克•伯恩20世纪60年代的畅销书《人间游戏》来审视，并补充说，他们都需要精神科医生……把想讲的话讲完，这样才会舒服。”伯恩发明了被称为“交互分析疗法”的精神疗法，强调了身份的延展性。2006年10月逝于北京一家医院的霍英东对多重身份十分了解。他拿到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后,_就读于香港的精英学校,并成为有成就的网球和足球运动员。后来，他把儿子送到英国的米尔菲尔德公立学校读书，继续着他的家族英国化。但当英国政府某些部门因为他在朝鲜战争期间与中国进行巨额贸易而撇弃他，而北京却给予他垄断交易特权时，他成了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福布斯》杂志花了几年时间试图采访霍英东，但他只愿意接受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最终他同意在珠海接受《福布斯》杂志的采访，但他从车里出来，只发表了以下陈述:“像印度、埃及甚至英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一旦倒下了，它们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是中国能。”然后他跳进他的车里，飞驰而去，使《福布斯》杂志连一张照片都没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