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教父在家中的权威的是其随意放纵的性欲。1971年颁布《婚姻制度改革条例》之前，在香港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许多大亨享有多种多样的情妇和充裕的婚外情。亚洲最富的人之一极其坦诚地说：在大亨们的生活方式中，性行为很重要。“一切都是生意。他们这些人没有社交的朋友。他们哄骗姑娘，发泄他们的性欲，然后又回到工作中。”他说@。当然他还不够坦率，没有承认这种评论同样适用于他自己，虽然他的家人之一说他也这样，并且说所有的教父“如果哪一天没有女人，他们就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详细描述七八十岁的男子如何组织不断的性活动，那是很低级趣味的，我只指出一点就够了，亿万富翁拥有整幢公寓楼房、连锁旅馆、宫殿似的游艇，他们有足够的私人空间。

原《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兼记者迈克尔•瓦提裘提斯，与泰国隐退的谢氏家族有过密切的交往。他回忆起与谢国民和他的中年儿子们共进晚餐的情形——席间儿子们是不能说话的。一位与谢家人一起工作过的投资银行家，也描述了类似的情况——谢国民的儿子们发现“他们必须乞求父亲给他们新车。在中国家庭里，家长权力得以确保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通常以为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长子继承制，但这只是错误的感觉。事实上，大儿子只是一个事业继承人，如果他被认为能胜任这个职位。选择其他子女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首先考虑的永远是男性。例如，马来西亚博彩业巨头林梧桐选择林国泰继承他的事业，而不是林国泰的哥哥。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指定第三个儿子林逢生作为继承人，而不是长子林圣斌。霍英东让霍震寰而不是其长子霍震霆做了他的继承人。非长子们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机会继承父业时，很少会放弃竞争。

关于教父有一点绝对不会引起争论，那就是在他们的家里，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业中，他们要求所有亲属绝对的服从，并且用各种手段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让孩子和其他亲属忠诚于他们的最有效策略是，给予他们得到巨额遗产的希望，同时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现金。在新加坡拥有最多的私人地产的亿万富翁黄廷芳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的大儿子黄志祥管理着信和置业。该企业是其在香港的家族企业，也是在这个领域最大的6个开发商之一。黄志祥毕业于一个英国寄宿学校，现年50多岁，现在还住在一间向公司租来的公寓里，仅拥有100万美元的信和置业的资产。而他的父亲每天打电话盘查公司的现金余额。黄志祥的弟弟黄志达在新加坡也同样受到了父亲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