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教父特质的最后一点就是其隐秘性。这几乎总是被说成反映了亚洲和中国的文化，而不仅仅为大亨所特有。1991年郭鹤年写信给《远东经济评论》拒绝釆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郭鹤年写道:“一般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害怕在公共场合下露面，他们不喜欢当众洗东西，所以也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但是像郭鹤年这样的完全世界主义者求助于文化防御，其背后有着更为巨大的真相：那就是像他这样的交易者，在任何社会都是和隐秘性连在一起的。……许多交易必须拥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或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而这些东西双方都倾向于不公开。国内市场被卡特尔严重垄断，未参与卡特尔的企业不太可能公开向卡特尔挑战，强行进入并参加卡特尔的活动。亚洲形形色色的集团公司皆从卡特尔这个形式中获利，所以不会公开抱怨那些可恶的特殊安排。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该地区才开始了股东行动主义的风潮。总的来说，大亨一直很低调，因为他们无须为赢得市场而竞争，只要赢得特许经营权就行了，而且他们的股东向来都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