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新加坡很早就仔细筹划了防止商人和政治权力公开勾结的方法。香港有立法委和行政局，营造了代议制政府的气氛，虽然事实上立法委和行政局已被未经选举的大亨所占据。在新加坡，政府机构中的有权人和大亨的关系被笼罩在更大的迷雾之下。一个也许明显的并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关联，就是受惠的家庭通过当地的慈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邵氏基金（1957年由邵氏兄弟设立）和李氏基金（1952年由李光前家族设立）就由此建立。

在这一过程中，大亨们贿赂了许多人。该地区的一位亿万富翁在接受不作记录的采访时，冷冷地向作者描述为了得到一种在国家独立后盛行的重要许可证，他贿赂了一位首相。作者开始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当然，他说他总是把贿赂说成借贷，在半个世纪之后，他还能回忆起准确的数字。一位在东南亚好几个国家拥有生意的华裔大亨就他所认为的本地政客的贪污文化尖刻地说:“他们每周都花大把的钱来公关。请你吃饭，请你玩女人……只要把你伺候周到就能得到一切。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人同样谴责他要对付的殖民政体的不公平。他也谈到了香港“不恰当的做法”，如:政府高官和香港汇丰银行高级职员竟在赛马场的私人包厢商议有关事项，英国的大商务企业和殖民政体之间密切的关系。他举了彭励治作为例子：彭励治由英国商行太古集团公司的总裁变成了香港的财政司长。任职期间，他向香港的立法委员会宣称香港只能有一家合法航空公司。这家合法的航空公司就是国泰航空，是太古集团的主要公司之一。彭励治1986年离开政府回到伦敦太古集团总部工作。邓莲如女男爵走的路和他极其相似。1963年邓莲如加人太古集团，后成为香港行政委员会的髙级会员，再后来她又去了伦敦的太古集团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