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小限度来说，香港的政治经济改革将会使这个地方更公平，这是支持改革的最好理由。与人们被灌输的不一样，香港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至今还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地方。最富的商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卡特尔和垄断，而老百姓支付着被人为控制的极高的价格，却只得到了极差的服务，都是因为那些同样限制性的安排。拥有巨大财富的大亨阶层不用交税，因为他们的收人来自免税的分红;相反，没有最低工资保障的工薪阶层（这在富有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却要承担食物、电、汽油、银行服务、房地产等一切价格的飞涨®。政治过程缺乏大众输入也意味着香港不像其他富裕城市，缺乏让欠富裕的人生活好过些的东西。香港几乎已经没有公共用地（因为它占据了发展的空间）；对于环境质量关注极少（因此污染日趋严重，但大亨们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道路老是建个不停（少数拥有私家车的富人同意这样做），老百姓居住的小区进一步降低了档次。香港是一个共同分担困难工作但分配却极端不公的地方。政客对撤销经济管制作出不断的政治回应是理性的、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这方面，香港可以向东南亚的人们表明，香港人的生活完全可以比他们更好。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香港的政治改革肯定会导致经济上的撤销管制，但并不意味着教父们的末日。他们已经有太多的钱，正如东南亚首富之一的侄子所说的：“通常，钱能生钱。”但是，撤销管制对掀起玻璃天花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玻璃天花板罩在更年轻、更创新、技术型的制造业公司的头上，阻碍了它们的发展。目前，这些公司把产品拿到中国大陆去制造，因此也拥有了一个相似的世界。他们在香港无事可做，因为岛内的经济领域都被地位牢固的精英占领了。香港工业企业家的领军人，如服装界的思捷环球有限公司的邢李原以及微电机制作的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汪穗中，在近几年已经进人了世界亿万富翁的行列,但是与服务部门的大亨不同，他们并没有享受香港的政治和政策力量的好处。一旦制造业达到了一定规模,实业家就会把他们的股份全部卖掉,把钱投向被动的产业，如房地产，这也表明了在香港哪里最好赚钱。

人民行动党有效地利用它庞大的政治机器，像以往一样，向支持它的工人阶级选民承诺额外的住房基金，而对那些没有支持它的选民，则威胁说他们将得不到额外的住房基金，国有媒体也为其提供可靠的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律师们也展开了对反对派政客的传统诽谤诉讼，只要反对派政客所讲的事被认为是诽谤，都会被提起诉讼,而这些反对派政客中大部分人宁可快速地卑躬屈膝，也不愿面对新加坡传统的特大赔偿金额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在投票选举前被短期监禁，因为他质疑新加坡的司法独立性,释放后又被关了起来，因为未经允许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论。这是李光耀儿子李显龙的第一次选举胜利，而李光耀以内阁资政一职保留了他的内阁职位。与巫统一样，人民行动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看起来坚不可摧，因此能吸收大量有政治抱负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