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康德而言，自杀以同样的方式违背了绝对命令。如果为了逃避一种痛苦的情形，我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我就是将自己作为一种解脱痛苦的手段。然而康德提醒我们，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东西，“不是被仅仅当做手段而加以利用的东西”。我没有权力舍弃那内在于自己的人性，就像我没有权力舍弃内那在于他人的人性一样。对于康德来说，自杀与谋杀之所以错误的原因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将人看做物而加以对待，都没有将人性作为目的本身而加以尊重。自杀的例子，凸显了康德所说的“尊重我们人类同胞之义务”的显著特征。对于康德而言，自尊和尊重他人源自于一个并且是同样的原则。尊重的义务是我们亏欠那些作为理性存在物、作为人性的承担者的一种义务。它与这个人实际上是谁并无关系。……康德式的尊敬是尊敬这样一种人性，尊敬一种内在于我们所有人当中的、毫无差别的理性能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我的情形中侵犯它与在他人的情形中侵犯它，是同样值得反驳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康德式的尊敬原则适合于普遍人权的学说。对于康德而言，公正要求我们支持所有人的人权，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以及我们与他们有多熟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类，具有理性能力，就因此而值得尊重。

有些人会发现康德这种形式的绝对命令并不具有说服力。这种普遍法的准则，与成年人谴责那些插队、不合时宜地说话的孩子们时所用的道德陈词滥调，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呢？”如果每个人都说谎，那么没有人会相信其他人的话，我们也都将更加糟糕。如果这是康德所说的，那么，他最终也就是在作一种结果主义的论证——并不是在原则上反对虚假的承诺，而是因为其可能具有的有害效果或后果而反对之。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这样的思想家，对康德提出了这一批评。然而，密尔误解了康德的意思。对于康德而言，弄明白我是否能够将自己的行为准则普遍化并继续依据它而行动，并不是一种推测可能性结果的方式。它是一种考察，以弄明白我的准则与绝对命令是否相一致。一个虚假的承诺，在道德上之所以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它明显会破坏社会诚信。它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在作出这样一个虚假承诺时，我将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金钱的欲望）置于他人的需要和欲望之上。这种普遍化的考察表明了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主张：这是一种检验的方式，它力求弄明白——我即将作出的行为是否将我的利益和特殊情况置于他人的之上。

康德将假言命令（总是有条件的命令）与那种无条件的命令（绝对命令）作了对比。“如果一个行为，只是在作为一种达到其他事物的手段时才是好的，”康德写道，“那么，这一命令就是假言命令。如果这个行为本身就代表着善，并因此对意志——这种意志自身符合于理性——来说非常必要的话，那么这一命令就是绝对的。”“绝对”这一术语看起来像晦涩难懂的术语，但它并不是那么远离于自身的日常意义。康德的“绝对”意思是指“无条件”。举个例子，当一名政治家对自己所谓的丑闻发表一个绝对的否认的时候，那么这一否认就不仅仅是强调性的，同时它还是无条件的——不存在任何漏洞和例外。同样的，一个绝对义务或绝对权利，就是一个无视各种环境而普遍适用的义务或权利。

功利主义者们认为人类具有理性能力，但仅仅是工具理性能力。对于功利主义者而言，理性的工作并不在于去决定什么样的目的是值得追求的，而在于弄明白，怎么样通过满足那些我们恰好具有的各种欲望，而使功利最大化。康德反对理性的这种附属性角色。对他而言，理性并不仅仅是激情的奴隶。康德说，如果这就是所有理性所等同的，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去掉这一本能。康德的理性观念——与道德有关的实践理性——并不是工具性的理性，而是“纯粹实践理性，它忽视所有的经验目的而设定了一种先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