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作家和政治到底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有两类作家,一类是加缪式的。加缪曾说:“当我只是一个作家，我将不再写作。”在他眼里，写作的过程就是政治抗争的过程。
另一类作家,是博尔赫斯式的。他一生避免与任何现世的斗争和意识形态挂钩,对于贝隆政府他只是低下眼帘,盖住日益失明的眼睛说:“贝隆主义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关键是他已无法改变。”
加缪为了承受历史的人民写作,这并没有减少他文本的纯净;博尔赫斯恪守一个写作者的本分，不额外承担任何社会义务,而丝毫没有降低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召唤,不是对苦难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现有政权的野心,而是倾听自己良知觉醒的声音,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在北欧,这种声音也许诉说的是叶落花开霜起雪落的；在苏联,这种声音诉说的也许是共产主义的冷酷;在非洲,这声音诉说的也许是种族觇争
的血腥。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作家,可以为一片树叶哀仰,为一环黄土作传,可以为一个无名的囚徒请命，可以为一场世界大战殉身。这具中,并无优劣高下之分。
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
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部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作家真正该恐惧的,是被国家的巨大力量所魇住,被它的荣誉和拥抱收买,被它逐渐走向开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骗。因为那将让他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