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证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认为韩愈乃“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其中第一、二点肯定韩愈创立道统之功,及其受新禅宗影响之实。第三、四点肯定了韩愈辟佛的意义。第五点谈韩愈的文学成就。第六点谈韩愈的影响,显示其“奖掖后进,开启来学”的意义。文中的一些观点、主张,如古文运动之中心思想为尊王攘夷,“一方面吸收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等,受到学界的关注。个别提法,如“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或可商榷。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著名历史学家。早年留学日、美、德等国,1925年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49年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执教于中山大学。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治学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的考证方法,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在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领域有重要贡献。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柳如是别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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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等:《王通的哲学与新经学》,见《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人
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4页。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上)第章叁“儒学复兴之尝试(韩愈、李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9页。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见氏著《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