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一书的两章,其中前一部分讨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说明其对章氏思想影响甚大,章氏发挥诸子远多过于发挥经学,其视诸子亦重于孔子。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章太炎《订孔》篇“诋孔”思想及其对当时思想界的冲击,认为孔子的权威一旦被打倒,六经便历史文献化,经学时代结束,而子学的时代到来。

王汎森,1958年出生,台湾云林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从事近代思想史研究,出版《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5年版)《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1年版)《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本文从著名的“内在理路说”考察了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认为考据学源于明代晚期的程、朱和陆、王两派的义理之争,当时学者想通过文献考证解决儒家内部悬而未决的义理问题,这样便由义理之争折入文献考证,逐渐引导出清代全面整理儒家经典的运动。故从理学到考证学的转变乃是儒学由“尊德性”折入“道问学”的一个内在发展历程,而这一转变的背后,则是“德性之知”、“闻见之知”关系的调整,“闻见之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形成了作者所谓的“智识主义”。

余英时,1930年出生,安徽潜山人。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后赴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曾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著有《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三联书店2004年版)《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
下)》(三联书店2004年版)等

本文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乃理解王阳明哲学精神,以至把整个中国哲学中关于精神境界的基本范畴,认为宋明儒的“有我之境”是指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的大“吾”之境,而“无我之境”则是“情顺万物而无情”的无滞之境。整个宋明理学发展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如何在儒家有我之境的立场上消化吸收佛教(也包括道家文化)的无我之境。在肯定价值实在和强化价值关怀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吸纳“无累”、“无滞”、“无著”的精神境界。王阳明通过对“有无”、“自得与无我”、“敬畏与洒落”、“不
动与无累”以及“万物一体”的讨论,对这一时代课题做出回答。

陈来,1952年出生,浙江温州市人。哲学博士,曾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诠释与重建一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4年版)等。

本文分析、介绍了朱熹对于新儒学即宋明理学“集大成”之贡献:一是新儒家哲学之完成,包括对北宋五先生有所取舍,宗二程之理学为新儒家之方向,对理气关系、太极观念的辨析、厘清,对仁观念的发展等;二是道统观念之完成,确立新儒家的精神传统;三是合《大学》《论语》、《孟子》与《中庸》为《四书》,突破了汉唐的注疏之学,发展了新儒学的义理之学(性理之学)

陈荣捷(1901—1994),广东江门人。美籍华人学者,朱子学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毕业于岭南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国内岭南大学、美国匹兹堡彻含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担任美国亚洲研究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北美华裔学人协会副会长等。著有《朱子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7年版)《朱子门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其翻译编著的4mbp国普林斯领大学学出版社1960年版)
被长期作为中国哲学的教材,在西方影响甚大。

宋学精神一为“创通经义”,二为“革新政令”,而精神之所寄在于书院。范伸淹倡“明体达用之学”,将“经旨”、“理道”置于“墨义”、“辞藻”之上,影响了“宋初三先生”,成就了儒学的复兴之势,开辟了经学历史的“变古时代”。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直接影响到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其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范仲淹实为宋代复兴儒学的第一人。

李存山,1951年出生,北京人。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出版《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气论与仁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等。

本文节选自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卷,共分三节,系统表达了作者对宋、明儒学的精深见解。其中第一节为宋、明儒学之定位,作者认为儒学虽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但“内圣”一面在先秦儒家已彰显而定型,并获得完整而永恒之意义,而“外王”一面却不如内圣面之完整、清晰,传统儒者所向往的尧、舜、三代亦不能代表政治形态完整、永恒之意义—在这一问题上,作者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为政治之理想形态,故宋、明儒学所继承、发扬者,主要是“心性之学”或曰“内圣之学”、“成德之教”。其真实意义在于个人有限之生命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即道德即宗教,而为人类建立一“道德的宗教”。

第二节讨论宋、明儒学较之先秦儒学之“新”,从形式上看,宋、明儒学之“新”,一是对先秦儒家齐头并列之庞杂集团,确定出一个统系,以曾子子思、孟子及《中庸》《易传》与《大学》为足以代表儒家传承之正宗,而将子夏、荀子等排除在外;二是不以传经为儒,而直就孔子、孟子之生命智慧而言成德之教以为儒学而为“新”。从内容上看,“新”则有二义:一是顺本有者引申发展而为本有者之所涵,此是“调适上遂”的“新”;二是于基本处有相当之转向(不是彻底转向),歧出而另开出一套以为辅助,此是“迂曲歧出”的“新”。就宋、明儒所关注的“性与天道”的问题而言,《论》《孟》《中庸》、《易传》均不认为心性(或仁)与天合一或为而宋、明儒的共同倾向则认为心性或仁之内容与天道完全合一,或即是一。此为“调适上遂”之“新”。而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以其所理解之《大学》为定本,则于先秦儒家原有之义有基本上之转向,此为歧出之“新”。

第三节论宋、明儒之课题,在于豁醒先秦儒家之“成德之教”,说明吾人之自觉的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此超越根据直接地是吾人之性体同时即通“於穆不已”之天道而为一,由之以开道德行为之纯亦不已,以洞澈宇宙生化之不息。而在宋、明儒之大宗看来,《论》《孟》、《中庸》《易传》体现孔子成德之教(仁教)的独特生命智慧,天道性命贯通而无隔,即道德即宗教。而《大学》只列出一个综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观实践之纲领,而不具有超越的维度。故可将《大学》与《论》《孟》《中庸》《易传》分开看,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中心者,乃宋、明儒之大宗,而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者,以静摄、认知的眼光将性体、仁体与道体分隔为二,只能算是“别子为宗”了。

本文认为,今本《坛经》虽在流传中经神会一系的改篡与添加,但主要是惠能的作品,胡适称《坛经》全是神会所作不能成立。惠能批判了传统禅学的“由定发慧”,即禅定为手段或过程,智慧为目的或终点,而提出“定慧等”,认为定就有慧,慧就是定。修行的功夫不是“时时勤拂拭”沾染心灵的尘埃,而是在意识中感悟到污染心灵的尘缘都是虚幻,都是人的妄念所造。由于人的本性是“空”“净”,故“定”时也就是“慧”时,一刹那间意识进入无差别的自然状态,这就是“定慧”。传统禅学是寻求一种心物二分的“清净境界”,而惠能的“不取不舍”则在追求一种接近心物皆空的“无差别境界”。惠能的思路指向了一种“不修为修”的自然主义,它在追求抽象、玄虚、空灵的终极境界的同时,又消解了一切仪式与规范,容忍了一切世俗的行为与思想,造成终极境界与宗教生活的脱节。而建立一个从宇宙本原、宗
教生活到终极境界都彼此贯通的禅思想体系,就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任务。

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曾任教于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出版《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中国思想史》一、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推荐阅读:
杨增文:《唐五代禅宗史》第五章“惠能和南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246页。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册)第十五章“禅宗的理论要旨与惠能前禅师的心性思想”、第十六章“惠能《坛经》的性净自悟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417页。

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证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认为韩愈乃“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其中第一、二点肯定韩愈创立道统之功,及其受新禅宗影响之实。第三、四点肯定了韩愈辟佛的意义。第五点谈韩愈的文学成就。第六点谈韩愈的影响,显示其“奖掖后进,开启来学”的意义。文中的一些观点、主张,如古文运动之中心思想为尊王攘夷,“一方面吸收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等,受到学界的关注。个别提法,如“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或可商榷。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著名历史学家。早年留学日、美、德等国,1925年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49年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执教于中山大学。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治学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的考证方法,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在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领域有重要贡献。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柳如是别传》等。

推荐阅读:
任继愈等:《王通的哲学与新经学》,见《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人
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4页。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上)第章叁“儒学复兴之尝试(韩愈、李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9页。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见氏著《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254页。

本文探讨了从魏晋时期王弼、韩伯易学经唐孔颖达易学,到宋代程颐朱熹易学的转变过程。认为王弼易学具有玄学贵无论的特色,其解经坚持取义说,是对汉代经学中象数学的否定。晋韩伯继承了王弼解易的思维路线,解释《系辞》等传文,同时引入郭象崇有论解释王弼易学中的虚无概念,使易学从玄学贵无论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孔疏解易又是对王韩注的发展,成为王韩玄学通向程朱理学的桥梁。程颐、朱熹的易学一方面受到王韩、孔疏启发,另一方面又扬弃了王韩易学以老庄玄学解易的做法,清洗了玄学派解经的影响,在哲学史和易学史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文章以象义、一两、道器、动静等问题为例,具体分析了这一转变过程。

朱伯崑(19232007),河北宁县人(今属天津)。著名易学史专家,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等。著有《易学哲学史》四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主编《国际易学研究》学刊。

本文提出,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相当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建立哲学家自己的思想体系,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看来,这种形式的哲学创造活动中必然包含着两个方向的紧张和冲突:一是历史的、文本的、客观的定向;二是个人的、当下的、主体的、创造的定向。而诠释者在这两个方向中的选择、游移和决定就表现在最后完成的注释中。不同的注释作品往往表现为在两种取向之间的某个特定的位置。以魏晋时期王弼的《老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为例,前者恰好可以代表以历史和文本为主的诠释取向,简称为顺向的诠释;后者可以代表以个人和当下为主的诠释取向,简称为逆向的诠释。作者还认为,研究经典诠释中的方向性问题,有利于深入研究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内在机制,以及思考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推荐阅读:
汤用彤:《魏晋玄学流别略论》,见氏著《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1年版,第43~55页。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五章“王弼之老学
王弼《老子注》疏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40页。汤一
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第八章“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周的《庄子》”。

本文节选自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的“扬雄论究”一章,从多个方面对扬雄《法言》进行分析、探讨。作者认为,作为汉代子学的代表作,法言》反映了扬雄晚年对王莽由希望到失望的自我反省。在内容上,《法言》一部分拟《论语》,另一部分在用心上则是拟《春秋》。其思想表现出重《五经》而“小诸子”的倾向。扬雄以孔子《五经》为做人立言之标准,但对当时附会到孔子及《五经》上驳杂的内容,做了清洗和澄汰。扬雄立孔子为宗极,把孟荀提到诸子之上,其推尊孟子,在思想史上有积极贡献,但其论学多本于《荀子》而远于《孟子》,扬雄的思想乃立足于智性之上,其对孔门仁学的理解远不及礼学深刻、透彻。

推荐阅读: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二章“汉初百家子学的余绪及其庸俗化的倾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83页。任继愈主编:《从陆贾到贾谊》《扬雄摆脱神学经学和创立新儒学的尝试》,均见《中国哲学发展
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358页、第364-415页。

本文从人性、汉道、王道和天道四个层次对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说做出了分析和说明,认为后者是在汉初特定环境下对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一派之政治学说的总结和发展,其中与法家相对立的“任德教”和与荀子一派相对立的“以德善化民”是其中的两个基本口号。作者还认为,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仅仅是针对禹继舜、舜继尧两个特定事例而言,所云“天”与“道”之“不变”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并无天永远不变、道也永远不变的意思。董仲舒的天道命题实际包含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天若变”,则“兴复旧道”或“其道变”的不同内涵。

陈苏镇,男,1955年出生,江苏省镇江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著有《汉代
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等。

推荐阅读:
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见《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269页。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五章“董仲舒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第3版,第121~179页。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第二十五章“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体系”,中国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00页。

本文名为《孔子与〈春秋)》,实际是一部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春秋学史,作者将《春秋》放在古代学术思想的脉络中,从私家学与王官学的角度梳理了孔子与《春秋》及《春秋》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重大学术问题。原文共十二节,限于篇幅和内容,这里只节选其前五节。其中第一节讨论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认为《春秋》乃孔子晚年的私人著作,是了解、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资料,以《春秋》看待孔子还是以《论语》看待孔子代表了经学史上的不同思想倾向。第二节辨析了孟子、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关于《春秋》经性质的不同理解,指出二者的分歧在于《春秋》是经还是史,用当时的话语,则在于《春秋》是私家学还是王官学。第三节,按照汉代公羊家的看法,《春秋》乃孔子私家的著述,而非根据政府史例编订的史书,其所重在“大义”与“义法”,故其为私家言,而非王官学。第四节,不过根据孔子《春秋》“为汉制法”的说法,则《春秋》又是一种王官学,是为汉立制的新官学。第五节论《春秋》在汉代具有大经大法的地位,时人多根据其来判断是非、创制立法。而新莽之后,此点逐渐湮没不闻。

钱穆(1895-1990),江苏省无锡七房桥人,字宾四。靠自修苦读成为著名国学大师,对经学、史学包括思想史有精深研究。曾任教燕京、北京、清
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坚。966年,移居台湾,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一生著述丰厚,与思想史有关的有《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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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伯雄:《春秋学史》第二章“两汉《春秋》学(上、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1~264页;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四章“霸王道杂之’—公羊学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影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314页。

本文名为《孔子和今文学》,实际讨论的是今古文经学(下称“今文学”“古文学”)这一经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作者蒙文通在继承其师廖平的观点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对今古文学的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蒙氏认为,今文学思想以《齐诗》《京易》、《公羊春秋》的“革命”、“素王”学说为中心,以礼制为辅翼。这些思想虽在孔孟等人那里有所萌芽,但主要是今文学家的贡献,他们却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孔子的微言,七十子的大义,认为是长时期以来口传心授的内容。同时,迫于统治权威的压力,他们把自己设计的典章制度托之于三代,以寄寓其理想。这样,虽保全了理想的制度,却把真正的三代制度混乱了。以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制度为例,今文学家所谓的井田是一种“王天下”、“致太平”的理想制度,而《周官》所记载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征服者统治被征服部族的不平等的制度;今文学家所谓的辟雍是一种贵贱平等、全国平等的理想教育制度,而古文学家所记的是历史上曾存在的平民与贵族有所区别的不平等制度;今文学家以禅让解释封禅,封禅是在出任国家首脑上的权利的平等,与古代的制度不同;今文学家所说明堂,突出的是“明堂议政”,是在议论政治上的平等。故今文学所讲是理想制度,古文学所讲是历史陈迹,两者迥然不同,然而却又都在六经的旗帜下讲论学术,自然就形成誓不并存、互相攻击的局面了。

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县人。早年师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等出经入史,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1949年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著有《儒
学五论》、《经学抉原》等,巴蜀书社自1986年起出版《蒙文通文集》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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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1~262页。周予同:《经今古文学》,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日]安井小太郎等著:《经学史》第二章“汉代的经学概观”,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3~66页。

本文认为,《荀子》一书中的“性”是多层次的,既有基本意义,也有次一级的意义。荀子关于性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内涵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是与“伪”相对的“本始材朴”,指的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能。性的第二层意义包括两个方面,即恶的情欲之性和无所谓善恶的知能之性。前者是荀子性恶论的立论根据,而后者则使“化性起伪”成为可能。荀子的“人之性恶”主要是针对情欲之性而言的,并非具有一般意义。

廖名春,1956年出生,湖南武冈人,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史、出土文献研究。著有《荀子新探》,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帛书易传初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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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荀子大略》,见氏著《荀子与名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第二章“荀子‘天生人成’一原则之建构”,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6~88页。[日]岛一:《荀子的本性论——关于其二重结构》,载《国学学刊》2011年第3期。钟肇鹏:《荀子与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