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卷,共分三节,系统表达了作者对宋、明儒学的精深见解。其中第一节为宋、明儒学之定位,作者认为儒学虽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但“内圣”一面在先秦儒家已彰显而定型,并获得完整而永恒之意义,而“外王”一面却不如内圣面之完整、清晰,传统儒者所向往的尧、舜、三代亦不能代表政治形态完整、永恒之意义—在这一问题上,作者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为政治之理想形态,故宋、明儒学所继承、发扬者,主要是“心性之学”或曰“内圣之学”、“成德之教”。其真实意义在于个人有限之生命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即道德即宗教,而为人类建立一“道德的宗教”。

第二节讨论宋、明儒学较之先秦儒学之“新”,从形式上看,宋、明儒学之“新”,一是对先秦儒家齐头并列之庞杂集团,确定出一个统系,以曾子子思、孟子及《中庸》《易传》与《大学》为足以代表儒家传承之正宗,而将子夏、荀子等排除在外;二是不以传经为儒,而直就孔子、孟子之生命智慧而言成德之教以为儒学而为“新”。从内容上看,“新”则有二义:一是顺本有者引申发展而为本有者之所涵,此是“调适上遂”的“新”;二是于基本处有相当之转向(不是彻底转向),歧出而另开出一套以为辅助,此是“迂曲歧出”的“新”。就宋、明儒所关注的“性与天道”的问题而言,《论》《孟》《中庸》、《易传》均不认为心性(或仁)与天合一或为而宋、明儒的共同倾向则认为心性或仁之内容与天道完全合一,或即是一。此为“调适上遂”之“新”。而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以其所理解之《大学》为定本,则于先秦儒家原有之义有基本上之转向,此为歧出之“新”。

第三节论宋、明儒之课题,在于豁醒先秦儒家之“成德之教”,说明吾人之自觉的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此超越根据直接地是吾人之性体同时即通“於穆不已”之天道而为一,由之以开道德行为之纯亦不已,以洞澈宇宙生化之不息。而在宋、明儒之大宗看来,《论》《孟》、《中庸》《易传》体现孔子成德之教(仁教)的独特生命智慧,天道性命贯通而无隔,即道德即宗教。而《大学》只列出一个综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观实践之纲领,而不具有超越的维度。故可将《大学》与《论》《孟》《中庸》《易传》分开看,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中心者,乃宋、明儒之大宗,而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者,以静摄、认知的眼光将性体、仁体与道体分隔为二,只能算是“别子为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