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戴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奇怪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观,我仍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未来感到乐观;也许有一天情况会变糟,但也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糟。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公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淤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剧其实也可以是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国家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似乎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过去吧”，但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80分不完美，60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的肯定。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

人权这个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约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但这恰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仅是“我”的自由，而且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组成，而不是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数个身处中层的“你”以及无数身处底层的“他”组成，也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

如果不能将公民参与纳入到决策过程当中，视为政治正义的一个内在部分，再多的的宣传都会显得很可疑，甚至越多的宣传越显得可疑。

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