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跑什么跑

哈利先生26岁，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他曾是全国篮球明星，但目前在超市里卖果皮刀。哈利开车狂奔在高速公路上。这是一个普通的郊外黄昏，他本来应该去爸妈家接儿子的，但是他突然希望明天早晨能够醒在一片白色沙滩上，于是他拐了一个弯，拐上了高速公路。哈利此刻很累，因为他在公路上迷路了，因为他开了很久还是在美国东北无穷无尽的小镇上。时间是1959年，哈利先生的外号叫兔子。

《兔子快跑》是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的第一本。该书的封底上这样介绍它的内容：“26岁的哈利被困在二流的生活当中，一个酗酒的妻子，一个到处是脏碗盘的房子，一个幼儿和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他从自己宾州的家里逃跑了。”

当然兔子没能跑远。一个不甘平庸的男人试图从二流的生活中私奔，但是作为一场私奔，他缺少一个女主角，一个地图，一个敌人，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一种悲壮感……总之他缺少传说中的私奔所需要的一切构件。于是，在公路上狂奔了一夜之后，他回到了小镇。

他没有回到妻子詹尼丝身边。路上他认识了妓女露丝，他跑去跟她同居了。在跟她同居几个月后，他又跑回了刚刚生产的妻子身边。跟妻子共处几天之后，他忍无可忍，又企图跑回露丝身边。在新生女儿意外死去之后，他又跑回了妻子身边。在女儿的葬礼之后，他又跑回了露丝身边。

总之整个小说中兔子先生一直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跑来跑去。如果说《兔子快跑》展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道理的话，它就是：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兔子先生厌恶自己的平庸空洞，于是他不断制造爱的泡沫。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就像一个得了肺病的人在胃药和心脏病药之间换来换去一样。情人或妻子当然不可能拯救他，因为胃药是用来治胃病的，心脏病药是用来治心脏病的，而他得的是肺病。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爱情只是伪币。

这本书让我想起电影《好女孩》。女主角嘉斯丁和兔子一样，是个小镇上的售货员，她也和兔子一样风流，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但她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风流之间进行选择，甚至不是如何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其实她并不爱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她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用他人的爱来遮蔽自己的平庸。她的风流不是风流，是恐惧。也许任何人的风流都从来不是风流，是恐惧。在终于和年轻的男同事勾搭上之后，嘉斯丁叹息道：I’m finally a woman with a secret.

我想之所以永远有这么多人在忙着得到爱失去爱抱怨爱唠叨爱，除了伟大的化学反应，还因为爱情是成本很小、“进入门槛”很低的戏剧。如果要以做成一个企业、创造一个艺术品、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拯救一个即将灭绝的物种……来证明自己，所需才华、意志、毅力、资源、运气太多，而要制造一场爱情或者说那种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只需两个人和一点荷尔蒙而已。于是爱情成了庸人的避难所，于是爱情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法喜欢上兔子先生。我不知道他这样在两个女人之间跑来跑去有什么可亲或者可爱的地方，甚至有什么值得被书写的地方。也许厄普代克先生看中的正是兔子先生的这种无力感。他在为26岁的兔子写完《兔子快跑》之后，还为36、46、56岁的兔子写下了《兔子回家》、《兔子发了》、《兔子安息》。据说很多人从兔子系列中看到了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灵魂变迁史，但人在爱情中逃避自我的习性，似乎和20世纪、美国或中产阶级没什么必然关系。我看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道德律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也许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林达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劳工权利、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心想推销,推销者正确的做法似乎是:邀请对方来参观这包糖果制作过程—此所谓决策透明;允许对方在参观过程中增减自己爱吃或不爱吃的原料:加点苹果和奶酪,去掉菠萝和果冻此所谓民主参与;如果加奶酪会败坏这包糖果的口味,而且有害健康,那么也许可以听听中立第三方营养学专家的意见此所谓决策科学。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决策透明、民主、科学,才合乎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你说你塞给我的是900
块钱1克的山珍海味,我凭什么相信呢?

怎么能把政府比作“陌生人”?有人可能会抗议,政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呀。这……民众看到过政府组织修建的高速公路,出资的合作医疗,但也看到过前仆后继的腐败官员,见识过政府给自己开支票盖豪华大楼吃豪华饭菜,所以政府官员到底是好过陌生人还是坏过陌生人,这事还真有点不好说。

为描述这种精致的制度,有西方学者发明过“威权式弹性”这个词,甚至用它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大意是,中国今天的体制不再笨拙僵硬,而是敏捷灵活。它在四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威权体制:有相对规范的权力交接制度;有以素质而不是派系为基础的人才吸纳机制;有组织上的专业化和层级化;能组织一定的精英甚至公众政治参与。总之,它不是卡扎菲或者金正日式体制,一个人霸占一个位置几十年不下台;钱的不是你大舅子就是你小外甥—弹性的威权主义下,一个人在位N年也得下台,别人的大舅子和别人的小外甥也可以挣钱。

其实“威权式弹性”这个说法,是近年比较典型观念的一个总结。类似的说法包括“非自由的适应性”、“政党的纠错机制”“学习型政党”、“协商式威权”云云,核心观点就是,别看没有西式选举,但是如果一个执政党懂得“知错就改”,不断“与时俱进”调整自己的政策,那它就有了生命力。你以为这坨面只能擀面条,结果民众爱吃饺子的它也能包饺子,爱吃包子的时候它也能包包子。别的国家需要通过吵吵闹闹的选举才能获得的问责和信息机制,威权式弹性体制下通过领导的明眸善睐就可以解决—还节省了那么多街头政治、议会吵架的时间精力,堪称一种“经济环保型”体制。

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近些年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我有记忆以来,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它突然变成了“问题”,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问题,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给民企贷款少,公众之前对此似乎并没有意见,但是近几年这样的嘀咕却开始屡见不鲜:“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此外我印象中城管90年代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但是90年代没能成为公众议题的事情,今天却成为热门议题。民工孩子不是这几年在城市上学难,其实可以说现在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却常常会引起轩然大波。

此类变化,可以说不胜枚举。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山不转水转,观念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