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革命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的杀,该分的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帮助很多台湾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也许经济效果好,但是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分期付款10年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
“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义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将你交还给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