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现在不同了,可二十年前我很自然会惊讶: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发生的事倒好像暴动成功,一个个都认为自己成了。
查建英:是啊,八十年代中期我在纽约上学,遇到过国内作家代表团的人,的确气派非凡,进出都有翻译、向导,被华人文艺爱好者们簇拥着,好不威风,其实有点像生活在暖水瓶里,走到哪里都是恒温,他完全不知道外面天气如何。你出来早,又是个人身份,心态不一样。后来出国的,特别有些在中国已经干了一番事业
成了人物的,他会有民族文化代表的感觉,容易自我膨胀,这个索拉谈了不少,她对这些有很深的反省,现在回头来看那种心态特别滑稽。
陈丹青:我出国时大家摆酒席送行,有哥儿们站起来祝酒:丹青,你出去了!要做李政道杨振宁,要做贝聿铭…我心下吃惊:原来是这思路?!你相信吗?我那时就讨厌中国诺贝尔奖得主,讨厌这类思路。我们有奖主,我们有爱国主义,中国人的意识到了爱国主义,到了“国际承认”,就到了顶了—赤裸裸的事功主义,抱大腿,找虎皮,认同权力我们有萨哈罗夫那样的人物吗?
我想阿城跟我近似。我俩出来前,他写了《棋王》,我画了《西藏组画》,没觉得多了不起,彼此不谈这些。在中国我被告知:操,你牛逼。可我没觉得牛逼,在我记忆中我一直是个愤青,毫无必要地留着长头发……阿城一直很冷静。王安忆也还真实,那回来美国显然对她冲击很大,回去后发表了很长的《旅美日记》,好像在《钟山》杂志连载。
查建英:你是说她一九八三年那次回去?
陈丹青:对。据说访美对她影响非常大,就是completely lost
查建英:说明她非常敏感。
陈丹青:然后很久才缓过来。大约过了一年吧,重新写作,写安徽发大水,《小鲍庄》,她认为又找到一出发点。在我看来,不少敏感的艺术家出国后似乎也选择

但此时此刻我最为深切的感受却是,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回顾与反省那逝去以及并未逝去的
一切。一个不敢面对真实的人,即使物质上再富裕,在精神上却是虚弱和缺少荣誉的。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不过是一个开端,是一本有待补充的纪念册。

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发生的那一切是不是正在被人淡忘?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对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过去”?再说,“历史”作为消遗、娱乐是一回事,如果真正直面反省,可能马上就显得沉重起来,甚至成为烦人的包袱。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这种对于“过去”的疲劳我理解,有时也有同感。但我们也都知道,“过去”既是包袱也是财富,无论以它为荣还是为耻,我们既不可能躺在上面靠它吃饭也不可能将它扫地出门、驱除出境,因为它就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遗留在我们传给后代的基四里。人体犹如房子,需要定期开窗、通风、洒扫、清理,否则,无论把外表装修得多么堂皇漂亮,久而久之,那尘封的幽室是有可能闹嵬的。回避历史、回避思考可以是一时权宜之计，却绝非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