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那你是个例外。八十年代很多人,不论什么岁数的,当年有点像在那里发一种集体青春狂热症——当然这样说挺损的,那种热情其实挺可爱、挺让人怀念的,但你确实不能说它是成熟的。有些像是长期压抑之后迟到的青春期,那种浪漫真是很炽热的。那时候的许多小说读起来也像青春文学,虽然作者也都是中年人了。追溯回去,这与他整个知识构成阶段接触的东西有关,从学校到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是把大人当小孩儿教,施行简单的意识形态化教育。

阿城:不是身外感,是当你的知识结构扩展改变的时候,问题改变了。这时候你发现,还有东西。你如果盯着蚂蚁,你就会说:如果它碰到热水怎么办?但其实还有好大的地方,有别的东西。
查建英:丹青认为你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可能包含了这层意思,就是说你把所有事情都当做一种历史过程,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所以你会拥抱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的目光不是盯在一个事情上,你也不是认同某一种东西。你觉得你是这么一种历史主义者吗?

查建英:这真的是个问题。也许中国还没有到美国那个程度,现在中国人的焦虑和美国人的焦虑有一部分是不同的。但你已经能感觉到有些焦虑是相同的,比如由于效率、成功的压力引起的焦虑。照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中国越来越走向规范的资本经济社会,与美国生活的同质性会增高、焦虑度也会增高。所以在现代意义上美国是全世界的前卫。美国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是我们大家未来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其实已经丧失了不少老文化,老的生活形态。许多简单的生活形态都没了。緊张、疲劳,很多人都有紧迫感,生怕被落下,不仅成年人,青少年也压力越来越大了,而且没有人知道怎么摆脱这个恶性循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已经变成这样了?

查建英:在某种程度上相似。都是在一个管制比较弱的边远地盘上,很多外人涌入,就抢了!暴力的、强制的,这就是我的了!但连这种相似,它都有一个中国特色,实际上它还是国有资源,土地呀贷款呀,上头都有管制者,还是要和权力发生关系,占着这个部位的人才能抢到手。所以叫“监守自盗”。不像圈地淘金,那是牛仔式的,我厉害那就是我的了。
阿城: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力,那就相当于一种自然状态,哪怕这个自然状态是野蛮的。我们这里不是自然状态。
改革开放讲了这么多年,我所认为的改革开放,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开放被集中的资源。各个部成为服务机构和信息机构,资源一级级往下放,攥在手里当然只能计划,放下去才会出现市场。这个事应该在八十年代末妥善处理。

查建英:我觉得,传统里是有不少糟糕的东西,作为一个现代人很难全盘接受。有些东西呢,是古代农业经济中生发出来的,在当时是智慧的、合理的,但与我们现在工业、信息时代的生活不太匹配了。可是呢,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你总得面对和承认你自已的家世,总得有所传承。老是砸烂、批判、自我否定,然后宣称: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你就老上小学一年级吧!你倒是无知无畏可你那创新就老是小儿科。要不就只好全抄人家的。人家倒是一路积累上来的。我们老爱说美国人建国短,缺乏文化传统,可是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你知道他们多么注意保护自己的任何一点历史沉积啊。仅仅纽约吧,就有一两百个保护老房子老街区的协会,难怪纽约市景如此的千姿百态,它丰厚啊。再看看我们的北京,七八百年的都城历史,拆来毁去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难道我们要和新加坡比吗?这说远了。总之,我觉得八十年代对待传统态度还是过于简单了,也还是黑白分明的,比较决绝激进的一种态度。就像丹青说的那个“红卫兵文化”。丹青是讲前卫艺术,其实八十年代很多东西,前卫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那种权威的、教训的话语方式挺普遍的。

阿城:对,是五十年代的情感模式。唱歌这个事情,特别能够显露我们的情感模式。我还记得在美国有两次朋友聚会,北岛喝得差不多了就唱《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还朗诵“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我还以为北岛在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他喝酒了,在抒发真的情绪,但是得唱共和国情感模式的歌才抒得出来。就像有人喜欢样板戏,那是他们成长时期的感情模式,无关是非。
当然,说起来,八十年代几乎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突然允许和海外的亲戚联系了,有翻译了,进来了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个那个知识。这也造成很
多人变化非常快。嗯,这算是八十年代的一个特点吧。

对,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代沟,只有知识结构沟。我的知识结构可能跟一个九十九岁的人一致,或者和一个二十岁的人一样,我们谈起话来就没有障碍
没有沟。但是我跟我的同龄人,反而有沟,我们可是年龄上的一代人啊!

你今天看这个人可怜,属于弱势群体,可是你给他点权力试试,他马上也会有模有样地刁难欺负别人。这是人性,也是动物性,从灵长类的社会性动物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人民”是一个伪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饰,都显出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