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你也参加了《今天》在海外复刊时的活动,很多情况你是知道的。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在经历最初的震惊后,我们意识到,国内外的中国作家应该有个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园地。当然,在海外办刊物困难重重,根本不可能有当年那种“揭竿而起”的效应。从办刊方针来看,新《今天》和老《今天》还是一脉相承的,坚持文学的“先锋性”,抗拒成为任何话语的工具。我们在一九九一年在爱荷华开会后,做了重大调整,办得更开放,使《今天》成为一份独一无二的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刊物。打个比方,如果说老《今天》是在荒地上播种,那么新《今天》就是为了明天的饥荒保存种子。在孤悬海外缺少资金缺少读者群的困境中,我们必须学会忍受寂寞。
查建英:回首八十年代中国,不难看出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人们对诗的激情与热爱达到了一个顶峰,诗真正成为时代心声的载体。但那也是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政治上相对开放,经济中心的时代尚未到来。而在后来开始商业化的中国,以及美国这样稳定的商业社会,诗歌和诗人的角色和命运就很不同了。但也有人认为现在才是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北岛: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翻译文体”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一批重要的诗人与作家被迫停笔,改行搞翻译,从而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以外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又是我们后来竭力摆脱的。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即,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 Gennady aygi)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那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