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两种人同样很需要:一种是建立精神的标杆纯粹理想性质,不管你社会如何变,我都坚持自己的理念与立场,用我的眼光和趣味来衡量一切。没有这种毫不妥协的追求,社会发展缺乏方向感;但反过来,只有这些,缺乏可操作性,社会没办法正常运作。因此,那些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承担起改造中国重任的人物,同样值得尊敬。如果不避以偏概全的话,这大概是人文、社科两类学者所应该承担的不同责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风气的变化,比如转向具体问题,转向社会实践,转向制度性建设等,跟社会科学的崛起有关。

陈平原:九十年代以后,我们会更关注论题本身,不见得非跟现实生活挂上钩不可。好的方面是学科大为发展,学术日渐独立,不再“借经术文饰其政论”;不好的呢,学界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好多学者钻进书斋,不愿再抬头观看窗外的风景当然,也有些始终在书斋和社会的边缘徘徊。我是被人划为“学院派”的,即便如此,我也认定,写书时,必须有“压在纸背的心情”,否则,只是熟练操作,意义不大。八十年代的学术,有点像清初,虽然没有出现顾炎武、黄宗羲那样的大学者。当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么一句,说清初的学问,“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我觉得,八十年代也是这样,有点空疏,但气魄雄大,不该一味抹杀。或者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那句话:“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一个求气魄与规模,一个求专精,一个求新求变这是我对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基本看法。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生气淋漓”,是因为整个社会在改革,整个文化在转型,在确立新规范的过程中,你有驰骋想象力的足够空间。等到规范确定了,你有再大的才气,也无法特立独行。所以我说,我们其实是生逢其时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各种规则都已经建立起来,而且牢不可破,即使你有心反抗,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查建英:很多人对这个是很怀念的。现在这种强调效率的生活方式,把人推到条硬性的轨道上,把你的时间精力全塞满,让你永远绷着一根弦,结果呢,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也许倒没精力做,忙瞎了。北大教改的争论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个武汉大学的晢学教授叫邓晓芒,后来听说他是残雪的哥哥,他的文章就讲,八十年代是高校最宽松的时代,各种管理没有健全,也不大管教授,教师们都有空间时间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那种制度有它的问题,比如养了一群不学无术混饭吃的人,但你要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也很可怕,搞得人人神经质,疲于奔命,哪里还谈得上游刃有余呢。记得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你只有闲人之所忙,才能忙人之所闲。做探索性、创造性的工作,这种适度的“闲”是非常重要的。

陈平原:以前我们追随政治史,分为三段,包括近代文学,从鸦片战事饼到国初年;现代文学,从“五四”讲到一九四九年。当代文学,从共产党建立政权讲到当下。当然,光打通近代、现代、当代还不够,关键是背后的文化理想。说白了,就是用“现代化叙事”来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眼光。
查建英:它的对应物是革命叙事,以革命作为历史叙述的构架。

查建英:“文革”中的教育,是一种负教育,等于给你脑子里铺了一层硬壳。结果你就像一块盐碱地,板结了,直接播种都不行,得休养生息,逐渐改善土壤结构。
陈平原:对。我们那代人,不仅仅是好长时间没书读,基础不好,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以前的教育,打下了一个很深的烙印。基础不好,可以补课;旧时代的烙印太深,怎样修剪,如何转化,是个很大的难题。我是读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种开窍的感觉。那种感觉,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夏晓虹跟我同届,她是北京知青,原先的教育背景比我好,她进入大学,就没那么多惶惑与挣扎。同是知青,北京的跟外地的不一样;同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大城市的跟农村来的,也有很大差别。比如“文革”后期,北京知青了如
指掌的“上层斗争”,我就完全不知道。

每年新生入学,都需要有教师代表去发言,别人都是鼓励,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你们今天学习条件这么好,将来肯定比我们有出息。我就不这么说。因为,这些“劝学文”,我已经听了很多年,多少看出了些破绽不见得一代真的就比一代强。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已的困惑,都有自己很难绕过的陷阱。我说,我们的难题是选择太少,你们则是歧路亡羊。可能性很多,如何选择,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东看看,西摸摸,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最佳方案。我们当年的想法很简单。好不容易回到大学校园,那就一心一意读书吧。按照当时的思想潮流,补各种必修的课,读各种时髦的书,尽量往前赶。就这些,很单纯。至于毕业以后的工作安排,根本用不着操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