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把晚清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问题,全部都重述了一遍。但我们是希望把它带到现代西学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来重新谈这个问题。而西学里面当然就引入了西方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批判。

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他临终前,被国民党枪毙之前写了他个人的一个全面的回顾,他实际上讲得很简单,他完全阴差阳错被推到了一个革命领袖的地位,退又没法退,他的真爱是文学,他后来自己深深知道他根本当不了这个领袖,但是已经推上去就很难下来了,那这个内心挣扎呢,因为你又处在这个上面,你很长时间是没有办法表露的,而且大家干革命的时候,不是说你和鲁迅在沙龙里谈天时大家谈谈沙俄的文学作品。但是他被捕的那几个月,写了《多余的话》,用一个个人的角度。

“文化大革命”我觉得是前三年真正搞运动,和后几年不一样的。前三年是又兴奋,又思想解放,而且是激烈地想问题。然后从下乡大学分配开始,就是一九六八和一九七○年,这个时候,一方面也要把这个运动都收起来了,不让你们群众组织再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