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
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
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涵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且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
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
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
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
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土地短缺地区农民向西部边疆区域的迁徙,构成了这一时期苦难的又一根源,即民族之间的冲突。由外来农民和商人所带来的压力,触发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起义,例如,苗民便于1795年发动了反对汉族官员和高利贷者的暴动。一年后,在湖北、四川和陕西交界处的崎岖边区,贪婪而残暴的地方官员在新近才开始有人定居的社区点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796年,在民间佛教分支白莲教的一批虔诚信徒的领导下,当地爆发了起义,并顶住了清军的镇压,持续达八年之久。在上述两桩事件中,官员们及其部下嗜钱如命,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将人多和地少给人们带来的穷困和不幸混合了起来。而压在所有这一切上面的,还有身在北京的和珅一党所施加的无情的财政压力。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孔飞力所界定的思想知识资源能否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实现包括“权力制衡”(但又不以国家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为代价)在内的现代性改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资源应当也可以在中国内部找到并产生相应的作用,孔飞力在总体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则是从“广开言路”开始做起。唯其如此,孔飞力在全书结尾写道“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是孔飞力在年逾古稀之时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得出的灼见,因而是我们应当用心体会的。

孔飞力在讨论“中国”时铭记于心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具有种种多样性、又有着在前现代使得这样一个大国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知识资源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及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了诸如如何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叙述之类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若以孔氏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但由革命所创建的国家又从来便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

近三十年前,柯文( Paul A. Cohen)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后来,这一看法曾面临过方法论乃至道义层面的挑战:“在中国发现历史”会不会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陷阱——问题固然是以中国的名义被“发现”的,但何种问题值得被发现以及其意义应当如何界定,是否在中国以外以及“发现”之前便已被确定了?如此所引出的质疑是:难道只有西方学者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吗?柯文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胸襟宽广的大学者。他对此极为重视,因而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再版本中以一篇长篇大论的“新序言”专门展开讨论,其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种危险:
“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7柯文所涉及的,是由萨义德( Edward W.Said)所开启的“东方主义批判”y( critique of orientalism)似乎已在西方学术界受到某种重视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当“有意义的问题”的界定仍然要由“东方经验”在“西方知识”中的位置来决定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也就有可能落入一种“新东方主
义”( neo-orientalism)的陷阱!

我们在这里还想说明的一点是,那种指称史景迁“没有理论”的说法(偶尔,也能听到关于魏斐德“没有什么理论”的议论),其实是极为肤浅、也极不得当的。说到底,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治中国史的学者中,又有哪一位是有原创性的“理论”的?说实话,恐怕一个也找不到。我们的感觉是,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所谓“有理论”之辈,其中少数佼佼者尚能将社会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恰当地“活学活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多数则或者是将时髦理论当作论述的框架、或者干脆是用一些貌似“理论”的漂亮言辞在装点门面。理论其实可以是一个陷阱:它会给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快感及满足,让人远离真正有深度及有意义的思考。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严格来
说,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论”,也并不见得会对种种时髦理论顶礼膜拜。然而,他们有思想,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揭示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难道这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及较高境界吗?

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是政治控制在这一议程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言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九流之末,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建制议程”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而在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其“议程”显著地位的,恰恰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的斗争及“谈判”,引出了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一系列基本的妥协及解决方案。孔飞力因而在书中强调,现代国家的形成固然往往与宪法的制定有关,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国的例子),现代国家的宪政框架又是通过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识在内的未成文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是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他的潜台词是,英国可以如此,中国又为何不能如此?

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期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限制,他们因而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合法性根基的问题发问,更未涉及到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他们的用意,在于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之中的国家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他们并不试图在权力本原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现代问题”上寻求答案。即便如此,他们的思考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正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合法性之所在。

这些看法付诸实施时所要面对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走上前台并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的实际的历史力量。在魏、冯乃至戊戌变法时代的知识精英的思考中,政治参与、竞争和控制这三组问题在“建制议程”中还有着并存的空间。然而,这一点在进入20世纪后开始发生变化。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以“改天换地”为目标的历次革命(尤其是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革命)。魏源、冯桂芬以及陈鼎和他的同僚们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过。但是,正如孔飞力在本书中着力加以叙述的那样,他们的思考中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的那部分,却并没有被历史潮流全然卷去,而是将以经过历史洗炼的新形式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孔飞力显然认为,关于公共利益及其实现的界定,从来便是现代国家机制形成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又具有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而由此可以引申出来的尽管他并未明言——则是他对于当下即便身为自由主义者也不敢或不能为公共利益大声辩护而感到的困惑和失望)。同时,孔飞力又论及了冯桂芬的思考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另一层意思:在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乃至现代国家机制的建设都不能不以保
持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目标,但同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需的“德行”又是在“地方性环境里得到最好的彰显”。于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便成为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孔飞力因而提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性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这正是后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实际上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