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情况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魏源在谈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时,一再地将之同加强国家权力、而非限制国家权力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要求文人们将他们自以为颇具原则性的对于务实政府的厌恶态度放到一边去。

在这里,有三个曾在清代晚期吸引过人们注意力的问题持续地存在下来,并似乎由于现代的条件而变得更为紧迫。这些问题是:

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政治竟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关于文人精英阶层对于政治更为积极的参与有助于加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的看法,便是一个例子—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由此而产生的,应该是相反的结果。

如果我们对“宪法”这个词作更为广义的解释的话,那它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们思考政治体制应当是什么或应当如何予以组织的“道德和哲学原则”。

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
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
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涵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且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
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
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
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
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统一是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的,而由征服者所建立的文官政府,其背后也总是有着军事力量的存在。全国性精英阶层在地方上的显赫地位,并非经由世袭的途径,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做官积聚财富的途径而获得的,因为需要中央政府对于这种地位的认证。同征服者所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这种认证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去做,但总会有很多人愿意这么做,从而使整个体制得以维护下去。

到了20世纪的头十年,一般来说,中国所有的政治阵营都会同意,中央政府必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发展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尽管人们在政府应由谁来控制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没有人会对上述国家建设的目标提出诘难。但这种共识形成及维护的代价,是思想上逆来顺受和政治上令人摆布。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令他们失望的,也许是反对政治竞争的旧势力依然是强大的。如果有一种独特的公共利益的话,那么,它也肯定会因为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而遭致瓦解。旧观念为具有绝对性倾向的政党所吸纳,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严峻的情形是他们并不陌生的。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设想,今天的中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所拥有的基本推动力量同先前的各个时代是相同的。也许,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对世界市场的开放,至少已经在经济上打开了沿海省份实际上实行自治的大门。也许,关于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影响的方式而重新得到界定。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为我们所忽略了。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在早期地方自治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各省份和都市的许多政治活动家们是用民族救亡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行动的。甚至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里,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邦联的建议,能够同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相匹敌。由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要求,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建制议程上也成为重中之重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所设想的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国家。回过头来看历史,党总是将关于地方社区和政治参与的讨论同国家的需要连接在一起,便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农村地区的选举被颇具匠心地改造为促进国家控制的手段:乡镇议会的代表,在议会休会时,便从事乡镇政府的行政工作。正是汉语中“自治”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模棱两可的特点,使得这种改造变得容易了。在这里,“自治”既可以表示由地方社区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也可以表示代表国家来治理地方社区,从事收税和执法等活动。然而,对地方本位观念的最后一击,来自于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阶级的标签使得地方社区四分五裂,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又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税收体系的强有力手段。为了通过对于粮食的控制而保证城市的供给,国家摧毁了旧有的农村集市系统,并将商业集镇转变为政府的地方行政中心所在地。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理论,虽然有着宏大的设计,但在结构上却是相当薄弱的。然而,20世纪中国的历届政府在从事国家建设时,却能够倚靠并受益于旧政权源远流长的行政经验。

在梁启超和章炳麟两人的看法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神秘倾向?梁启超关于地方自治自然而然地会导致国家富强和统一的信念,其实行的前提是去除了贪婪和野心的人性。如果由那些有着自我利益考虑的社会精英势力来界定地方社会的利益,国家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在一个达尔文主义横行的世界上,中国所面临的威胁要求其公民至少需要能够做到自律,而这便会使得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官僚行政机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自治似乎成了唯一可以同专制权力相抗衡的力量,而在梁启超看来,专制权力只会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处于更加无力的地位,并将中国引向亡国灭种之路。

有鉴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经验,章炳麟的看法似乎也同样令人疑惑难解。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但是,在帝制晚期的背景下,章炳麟要求约束官僚行政机构,实行司法公正,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所在社区内精英势力的压迫,这些看法是有号召力的。

在大清帝国喧嚣不安的最后十年里,由梁启超和章炳麟所代表的两种声音,为此后的事态发展提供的是具有负面意义的范式。两人的希望,都将被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所击碎。在梁启超关于建立自治的宪政国家的设想中,缺乏在各省或全国范围内掣肘军事专制的机制。而章炳麟关于在司法权力平等和公民平等的同时对官僚行政机构予以密切监督的设想,则又碰上了如何才能将政府置于法律之下的老问题。正如梁启超在谈到清朝的情况时所说,“然国家有宪令,官吏且勿守,无论民氓也”。

章炳麟在对于代议制政府的批判中,抨击了“封建王朝”的设想,并发表了同冯桂芬的批评者们于1898年所提出的看法十分相似的意见。他坚定地认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途径不在于使得地方人士获得权力,而在于对于常规的官僚行政机构实行改革。在当时的环境里,地方自治只会为土地赋税的大量流失打开大门,而这显然同建立一个强大和统一国家的需要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在官僚们的腐败受到无情的镇压时,人民才会支持政府。而只有当人民看到他们所纳的税赋是被用来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被用来中饱私囊时,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缴纳税赋。章炳麟指出,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实行了“自治”的国家在中国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但它们在历史上同封建制度只有一步之遥。相形之下,中国经历封建时代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中国社会因而特别适于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由于中国社会中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这就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这种社会平等是中国的一种可贵的财富。而在欧洲和美国,财产和特权凌驾于政治之上,它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如果实行社区自治的话,就只会造成地方精英势力的繁殖,并将他们自己的专横统治强加于各个村庄的头上。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纪律约束。

如果有任何人反对这种关于机器和军队的看法,梁启超的答复是,“一群如一军队,其军队之将帅,则群中人人之良心所结成的法律是也”。这不能称之为专制,因为,“其法律者出自众人,非出自一人”。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简直是一种比“无形之手”更为强大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因为梁启超甚至连地方上存在着冲突也没有提及。在论及团体时,梁启超用的是“群”这个词这个古词的用法中,带有合群的含义,对此我们们在魏源的写作中已经看到过了。对于19世纪30年代的改革者来说,同20世纪初年的民族主义者一样,这个词意味着既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却又不受到派系党争的污染。很显然,无论是魏源还是梁启超都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因而不可能对于政治中所存在的意见及个人利益之间的自然冲突忽略不见。但是,他们两人显然都认识到了,要防备别人以从事派系活动为理由来批判他们。

对魏源来说,朝廷长期以来对于派系党争的敌视使得他必须谨慎行事。对于梁启超来说,保持国家统一的急追性也必定大大加强了“群”这种温和的表达—其中所蕴含的是政治活动中的不偏不倚和团结意识—对他的吸引力。他必须使自己的读者们相信,对于政治活动更为积极地投入并不一定会导致国家内部的不团结。

魏源向读者表明,他极力赞同这样的看法:他称之为“士”的整个精英分子集团应当在全国性政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魏源所说的“士”,其实就是我所谓的“文人中流”,也就是那些由于获得了举人头衔,因而能够定期到北京聚集赴试,并因此而成为不居官位的全国性精英阶层的
成员。在魏源的时代,关于文人们即便没有官位也有资格就全国性政治问题发言的看法,仍属于激进之论。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像魏源那样的“文人中流”担任各省督抚们的幕僚,这种看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虽然幕僚的位置带有荣誉
性质,但他们仍然同自己的主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其基础,则是精英身份中强调文化同质而不是官位差异的方面。然而,这种平等特质并没有延伸到精英阶层的最下端,未能惠及只是通过了县试、尚未获得“为官资格”的秀才等人。用魏源提到自己时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既然身为“下士”,又岂17敢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