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鉴于冯桂芬的批判者们认为公共利益在他们所处时78代的条件下是靠不住的,我们是否可以承认,他们关于自己所处世界未来走向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中国人会想到代表性政府,而在缺乏这种政府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才能够保证公共利益得到维护?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其实也是20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对于人们来说,在没有替代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

这种态度,同下述三种人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种人希望,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所达到的程度会使得所有人—不管他们处在何种地位—一都会将公共利益放在心中,这样,威权统治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二种人则认为,私人出于为己服务而产生的利益,一旦膨胀开来,便会通过所谓“看不见的手”而产生公共利益。第三种人的看法是,不管多数人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作为多数应当具有说了算的权力,而抽象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各种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这三种看法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共同存在。

在现代,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不同于私人利益总和的“公共利益”,似乎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看法。很大程度上,自由民主派甚至已经失去了表达这种看法的能力。尽管“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也许被视为是一种怪诞的概念,但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早期历史上,这却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主题。虽然说,人们对于如何在政府实践中实现“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有着明显的不同意见,但“公共利益”的存在却从未受到过真正的质疑。

然而,在当下这个时代,为了使私人利益受到制约,权威仍然是必需的。但要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这么去做,又会带来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人们又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高层官员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呢?只有当人们相信,高层官员在面对公共利益时必定会比下层官员持更为客观的态度,而官员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也必定会比纯粹的“私人”持更为客观的认识时,上述问题才会不再成其为问题。关于派系活动的道义假设,更强化了这样的看法。大家相信,人们只有出于卑劣的动机才会参与派系活动,并将从事推动派系活动者等同于“巧宦”。一个正派、诚实和有自尊心的人,是不屑于参与这种勾当的。虽然说,通过结党营私而获得升迁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从来没有人对此予以公开倡导。所以,朋党活动之所以是种坏事,并不仅仅因为它造成了政治的分裂,更因为从事朋党活动者会变成卑鄙小人。这里有一种迷人的逻辑颠倒:因为高官们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便不可能通过卑鄙小人般的行为而获得高官的位置!

在中国长期的帝制历史上,没有哪个根本性问题比之什么是统治乡村地区的适当方式引起过更为激烈的争辩了。国家利益和地方社区利益应当如何保持平衡?各种自然产生的社区性组织(如宗族、地方宗教、村中长者等等),是否是维持社会秩序并促进国家昌盛的最好手段?有没有必要动用受到政府监督的保甲体系,或应当借助于某种更为分散的体系?如何才能使地方精英的权力“社会化”,从而使之与国家的目标并行不悖?到了19世纪,由于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压力,经济的动荡不安,以及平民百姓中暗暗积累的骚动情绪,使得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了紧迫性。

冯桂芬的批判者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传统的官员任命权力在抽象意义上的缩小,而是出现一个为派系争斗所主导的政治体制,人们则为了谋利而绞成一团,并在追求纯粹的个人目的时达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们固执地认为,在这样的体制里,露出头来的将不是精华,而是糟粕。这种恐惧,在一个拥有特权的狭小精英集团身上实在是根深蒂固的。这个集团以士大夫们关于教育使人们得以超越猥琐及私虑的设想为前提,来看待自己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因而认为,高官们既然是通过教育的特定途径而获得为官资格的,那他们也必定比那些在自己之下的人们对于公共利益有着更为纯正的认识。当然,例外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能通过现行制度来处理。从理论上来说,在现存体制里,所有上级官员都对于由自己举荐任官者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也有着在下属行为不轨或不称职时加以处理的义务。在体制的顶端,由于君主本人从道理上来说对任何人都无所亏欠,他也就能以纯粹为国家考虑的态度来主导体制。偏颇行为和派系活动在实践中固然猖獗,但这种行径在理论上并没有被接受。

在《校邠庐抗议》的四十篇文章中,《公黜陟议》位居首篇。这篇文章的涵义极为广泛,这似乎表明,在冯桂芬看来,它为以后诸篇文章建立了讨论的前提。(6)当时的做法是,官员们先通过文字考试而获得为官的资格,再根据少数高层官员的判断,从他们中间选拔任命官员。冯桂芬则提出,这样的做法“岂不以才德虚而无据”?他要求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很显然,“千百人之公论”应该是衡量官员是否具备为官资格的更为可靠的尺度。冯桂芬因而建议,六部九卿和各省知府以上的官职,应当由官僚机制中的广大成员来提名举荐,甚至还应该要求下层官员每年都提出六部九卿的候选人。“吏部藉之以得举多少为先后,遇应升缺列上,其无举者不得列。”冯桂芬还建议,提名推举地方官员的权力,则应当分布得更为广泛甚至将生员和乡村中的长者也包括进来。

虽然说,地方官员们也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但他们却同时成为农民们发泄愤怒的主要目标。1849年,冯桂芬回到苏州,他注意到了正在地方社会暗暗燃烧的导火索:“州县敛怨于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逞。”确如冯桂芬所言,仅仅在短短几年之间,太平军便在长江流域心怀不满的农民中大规模地招募士兵了。

对于魏源和冯桂芬来说,文人们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将成为国家活力增强的源泉,而这是为抵御西方所必需的。他们或许还把这当作铲除漕运司固有利益的一个支点。我们已经看到,魏源一门心思地要为此而组织起最为广泛的支持力量,并为之提供一种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然而,魏源是在非常一般的意义上来处理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的。魏源于1857年去世后,比他年轻十五岁的冯桂芬在面对中国所遭遇的独特危机时,不得不以更为具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