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盘根错节的市场体系的存在,使中国社会得以应对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的压力。对于千千万万缺乏足够土地的中国家庭来说,因地制宜的耕作,市场化生产,以及劳务输出,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而不至于陷入赤贫的原因之所在。关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村社区的看法,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中颇为常见,但是,这同现代社会的现实却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我对于集体化的财政及历史根源的强调似乎有点单一原因论的倾向,那么,让我向读者保证,我的意图只是为了揭示,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就其深层结构而言,旧议程会在新的环境下一再表现出来。集体化并不仅
仅是“中国的又一个政府试图通过对于中介掮客的压制来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于旧有的需要如何在新的特定环境下被付诸实践的故事个关于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改造工程为工业化中的经济提供资源的故事。包裹着这一工程的,无疑是件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农业社会主义化的革命外衣。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将山西所发生的情况(以及可以预料定会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视为阻挡党实现上述历史性任务的障碍。然而,毛泽东之所以会如此看问题,是基于他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以他对于农村社会运作的深刻了解,山西的“富农”问题在他看来一定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不祥之兆了。这里的症结之所在,并不在于“富农”是否会变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党控制农民和农村剩余产品的努力中,演变为党的竞争对手。毛泽东肯定也知道,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是何等深厚—早在晚清,当他还在乡村中度过童年时,这种情形便一定是已经很明显的了。因此,毛泽东会发现,在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种种推动力量的背后,他所要应对的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议程在现代的翻版。

解决的办法,是把较大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单位(即公社和生产大队)转变为行政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实际上,这也意味着政府进入到了大村庄的层次,而在帝制时代,国家是将这一层次的治理留给它很难控制的地方精英和纳税农民的。虽然说,人民公社属于“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说法在政治上仍然是对的,但事实上,它的最重要的资产一土地所有权—已经失去了。公社作为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乡”(或“镇”)的行政机构,其领导人来自于其他地区,由国家任命并从国家支薪,从而成为国家对于县以下各级实行控制的可靠工具。尽管国民党时期的地方政府也曾经将控制伸展到县级以下,但它的有效行政运作至多只是达到了比“乡镇”要大得多的“区”一级。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国乡镇行政化的实现,也意味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的实质性扩展。

作社的领导人成为国家在农村的税收代理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所领导的社会单位,在具有改革思想的清代官员的眼里实在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在各个村庄实际上已被连接起来的情况下,土地和人们的居所也被联系在一起。现在,要确定千千万万小块土地的纳税责任再也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了。税收记录也再不会因为土地转让而出现混乱,因为土地现在已经不能转让了。最后,市场体系也不复存在。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很不幸的是,这种高效率的汲取体系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这一体系之下,领导人对于生产力的乌托邦式的乐观估计导致了对于粮食的毁灭性汲取,并造成了广泛的大饥荒。尽管一位关于这个问题的权威性学者告诉我们,大跃进期间对于粮食的过度汲取是由错误而不是恶意所造成的,同时毛泽东也不是斯大林,但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农民来说,这里的差别也许并没有那么要紧。一旦这个体系处于运作状态时,它所具有的汲取性力量,无论被谁所利用,都是无情的。

不管怎么说,由这个行政体系带来的不幸必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许多地区,干部们对大饥荒的反应是,解散集体化农业并将土地交还给农民。然而,党并不愿意放弃国家对于农村经济的控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调整收缩过程中,集体性生产组织和核算缩小到以自然村为单位,在这样的规模下,农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劳动投入如何从他们的收入中反映出来。然而,土地仍然被连接在一起,属于集体所有。

到了1952年,“土地改革”的进程已经完成。地主和富农的土地遭到了没收,并分配给了无地农民。一个庞大的小土地拥有者阶层由此而被创造了出来,并被乐观地称为“新中农”——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只是得到了仅够维持起码生存条件的土地。土地改革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将地方上的精英阶层当作一种经济和政治力量予以摧毁,并常常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实现。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土地改革所影响到的精英阶层并不是大土地出租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离开乡间住在城里),而是有一些出租土地或雇工的富裕农民。很多人还是乡村中的小办事人员,在村里担任保甲长,为旧政权收集税赋,大概也没有被当作“地主”的资格。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土地改革消灭了一个通过其“作为”而使得很大一部分税赋收入到不了国家手里的“国家代理人”阶级。共产党人用以取代他们的那些人,是从农民中最为穷苦的阶层中选拔出来的。这些人所获得的一切都来自于共产党,他们因而不仅支持新政权,也非常乐意为新政权服务。

在农业集体化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国家所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由农业收入和工业化需求之间的交叉关系所决定的。集体化为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对于新政权所面临的财政收入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理解。第一,它面临着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那种挑战:让政府能够保持掌控农民的剩余产品的通道,而不受到那些贪婪及自我保护的中介掮客们的阻拦。第二,这涉及到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为共产党掌权前的20世纪历届政权所忽略的问题:通过资本投入或者对于社会的重新改组,在实际上使得农业的产出得到增加。

长期以来,革命者便是农村中介掮客的死敌。共产党人同先前的清政府和民国时期历届政府一样,也将中介掮客视为农民的压迫者,同时也是对于国家的威胁。共产党人现在使用阶级斗争的语言,将他们界定为剥削者,而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他们对于国家收人的阻碍作用。然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所绝对不能够长期忽视的问题。

中国在义和团叛乱期间饱受羞辱,此后,清政府面临着两项急迫的任务:第一,从农村社会榨取更多的收入,以便支付西方列强所索取的巨额赔款并实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第二仿照日本建立君主立宪体制,从而使得清王朝能够起死回生。两者都要求以新方式来处理地方税收问题。

通过20世纪头十年间发生的宪政改革,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了地方性的税收基础。这十年间参与地方自治运动的商人和生员,争取到了在自己的社区为建立诸如西方式的警察和学校之类的项目(这仅是几个花钱较多的例子)而收税的权力。对于地方精英来说,这是一个从他们的宿敌—县里胥吏这样的亚官僚们—手中夺取财政权力的机会。然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地方自治”产生的是一个同国家争夺收入来源的讨厌的竞争者。自民国初年起,常规官僚行政机构便竭力试图重建自己对于地方税收的控制。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领导之下,各省当局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将地方精英从税收体系中挤压出去。南京政府反对“土豪劣绅”(他们同耒阳的阳大鹏大概没有什么区别)的运动,使用的是大众化的语言,但实际上,对此更恰当的理解应是:这是为更加牢固地控制农村地区的税收资源而走出的重要一步。除了对地方精英的控制之外,南京政府(以及其后的日本占领当局)积极地促使地方政府深人乡村,在县城和村庄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行政单位。最后,这一行政单位大致上按照农村集市的范围建立起来,也就是“乡”。

然而,如果雍正皇帝对于百年后将发生之事能够未卜先知的话,那么,他对于地方税收掮客的不祥预感便显得太苍白无力了。这是因为,发生于19世纪初期的经济危机,使得原来主要属于财政上的问题转变成了政治上的威胁。18世纪20年代雍正将代交税款的行为视为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威胁;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他的曾孙道光皇帝的眼里,这种行为则威胁到了朝廷的安危。那些靠着人们住地和应纳税土地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而过活的中介掮客,现在成了武力暴乱的领导人。

对此应当如何应对?诸如耒阳暴乱那样的案例表明,清统治者知道,县衙门的商业化已经影响到了各县的税收。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什么办法来对付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虽然说,他们明知胥役、里差等人恶贯满盈,但让阳大鹏之流来控制地方社会也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到头来,便只有军事镇压这条路可走了。如果让地方上的显要人物担当起武装民团的领导责任,并自行收取各种杂费杂税,看来只不过是灾难的前奏。

除了最底层之外,中国政府并没有把税收的权力“承包”出去—这种权力是既不能买卖、也不能租赁的。用韦伯( Max Weber)的话来说,在中国,朝廷所要对付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创收”政治文化。尽管巡抚和知县们并不“拥有”自己的官位,但他们却有着相当于皇帝授予的权力来征收税赋。自18世纪20年代以后,官员们所得到的俸禄已不再是微不足道的了,但仍然远远不足以支付家用和维持自己的幕僚班底。因此,官员们必须自己寻求解决的办法—只向中央政府交纳税赋中明文规定的部分,而将其余部分克扣下来,留为己用。(23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看上去似乎穷得叮当作响的地方衙门,在交税纳费的平民百姓的眼里,却是富得脑满肠肥。由于官方体系的下层(县衙门和那些胡作非为的胥吏们])充满着生意经,19世纪的中国国家面临着一种令人烦恼的畸形现象:农民们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揭竿而起,而国库收入却依然不敷开支之需。在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这种情形也是为人们所熟悉的。

在耒阳暴乱和人民公社这两个时代之间,横亘着的是一场革命。然而,由革命所造成的改变,在一些方面会远远胜过另些方面。我的探讨,受到了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 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的启示:正是旧体制为新体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尽管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但就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它却在某些方面仍然反映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基本考虑。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叙述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法兰西国家有着长期以来便存在的一定之规,其历史既成为革命的前奏,又在革命中生存了下来。当我们谈到“中国现代国家时,是否也可以简要地说,它成形于帝制晚期,而在1949年的革命中生存了下来?那么,是哪些根本性问题、以及哪些由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在将新旧制度区分开来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我们的探讨,将集中于国家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对付那些在耒阳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财政顽疾。

这一时期最富有激情的改革者们—包括魏源在内—都认为,耒阳暴乱证实,他们此前关于漕运制度弊端的所有看法,尤其是关于这种制度为贪得无厌的中介掮客们提供了可乘之机的看法,都是正确的。魏源写道:“胥役故虎而冠,凡下乡催征钱粮漕米,久鱼肉其民。”同胥役之流相比较,自封为中间人的生员们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些唯利是图的集团之间相互对立、勾心斗角,侵蚀着官方对于农村社会的控制。(18]冯桂芬对于生员作为地方社会中的税收掮客,也颇为不齿,尽管他同时也知道,耒阳暴乱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官府施政的错失。199他们两人都把控制或根除中介掮客的问题,当作中国根本性议程中应当予以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这样的一种议程,是中国在这以后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会遇到的。

然而,中国的县官和英属印度地方长官所处的环境是极不相同的。县官们其实是要看属下胥吏们的眼色行事的,这是因为,他们的为官生涯靠的就是及时完成纳税定额。这样一来,每个县官都会发现,自己必须和属下胥吏们同流合污。在耒阳的环境里——同中国无数贫穷县份的环境一样—胥吏们面临着保护自己生意利益的问题,这需要让纳税的农民处于债务奴隶的地位。在印度,由英国人授予的私人财产权利使得小土地持有者沦为高利贷者的牺牲品(由于向私人土地持有者贷款较为安全,高利贷者的资本因而被吸引过来)。这种可怕的后果,是英国人所始料不及的,而当他们发现这一点时,却已经太迟了。中国的情况与此形成对照。在耒阳这样的地方,人们沦为债奴成为税收体系有机的一部分、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特征。高利贷者是将县官同农村纳税者连接起来的基本纽带,而他们正是在官府衙门的咫尺之外从事着这种生意勾当的。

官方对于耒阳灾祸的处置,使我们注意到了清代税收体系中两种特有的弊病:非法的中介掮客,以及弊端丛生的征税系统。所谓中介掮客,既包括县里同官员们狼狈为奸、勾结活动的胥吏;也包括诸如段拔萃和阳大鹏这样的生员,他们从事着包揽纳税以及状告胥吏的活动。(10)在这两种人当中,生员似乎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虽然胥吏是政府也是纳税者身上的寄生虫,但生员却有能力完全切断政府的税收来源,并在乡下称王称霸。他们掌握着金钱和人力资源,并在地方社区中得到了人们相当程度的尊敬。这样看来,下层生员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湖广总督裕泰在谈到生员时,称他们为“刁衿劣监”,“藉以书差浮勒为名,公然聚众抗拒”。裕泰承认,“书差经管征收,固不能必无弊窦”,但“刁衿劣监”的行径却更加危险:“似此目无法纪之徒,若不严加惩治,将来难保不别酿事端,酿成巨案。”

从逻辑上来说,中介掮客问题必须从两方面来加以对待—一既要对付胥吏,也要对付生员—但胥吏是官方体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胡作非为因而基本上未受到触动。

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危机,在耒阳县的各个村庄是由于银两短缺而为人们所感受到的(这是因为,田赋是要用银子来支付的)。普通老百姓日常使用的铜钱,要长途运送到县城所在地,换成银子来缴纳田赋。由银两“火耗”而产生的附加费用,便已经是人们的一种负担了,而这底下还涉及到银子和铜钱之间的相对比价问题。随着银价日益昂贵,人们实际的纳税负担也就加重了。即便在通货稳定时,腐败和高利贷便已经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了,而现在则成了暴乱的导火索。

在这种无法忍受的条件之下,农民只得转而向生员和监生们求助,这些人都属于乡村精英中的下层人物,他们常常为邻居们代交税款,并抵挡掉税收人员的高利贷盘剥。这种“包搅”付款的做法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但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延续着这种做法。这里,也涉及到获利的问题——这些下层精英人物是要为由此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索取费用的。然而,在世道艰难之时,这些中间人包揽付款的做法却起到了解决地方社区急迫之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