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显然法律和权威当局都无权限制任何一方,而是应当由舆论根据每一件事的实际情形徹出裁决;由舆论去谴责每一个在辩护方式上表现出缺乏公正、用心不良、褊狭固执、毫无度量的人,而不论他站在论辩的哪一方;不能根据个人的立场推断他有上述不道德的地方,尽管他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跟我们恰好相反;同时对于每一个不论抱持何种意见,都能冷静了解并诚实说明他的对手及其观点的真正情形,既不夸张任何对他们不利的地方,也不隐瞒任何对他们有利或被认为可能有利的地方的人,也应该给予应得的赞誉。这是公共讨论的真正道德。

一、即便某一意见被压制而至于沉默,但其实我们未必真的不知道,那个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拒绝承认
此点就是认定我们自己一贯无错。
二、即使被压制的意见是错误的,它也可能包含并且通常确实包含部分真理;而由于在任何主题上,普遍或通行的意见难得是或从来不曾是全部真理,只有通过与反面意见的碰撞,余下的部分真理才有机会得以补足。
三、纵然公认意见不仅正确而且是全部真理,除非它允许并确实经受了极其有力而又最为认真的挑战,否
则大多数接受它的人抱持的仅仅是项成见,对其所以然的理性根据毫无理解或体认。
不宁唯是,四、信条本身的意义也将变得岌岌可危,其可能由隐晦而至于消失,对人的身心言行将不复有积极影响的能力:最终,由于信仰仅仅剩下形式,非但无益于为人增福,而且还因破坏了根基,从而妨碍了任何真实而又诚挚的信念自人类理性或个人体验中生长出来。

当议论一旦出现,未能真正深入人心的信念就会
在论辨的只言片语面前轻而易举地屈服。不过,即便抛开这种可能性不提,而假设真理能常驻心中而不倒,但却是以一项成见、一项不靠论证且不准论证的信念而深踞其间的,这也不应该是具有理性的人类持守真理的方式。这算不上是懂得真理。如此被持守的真理,毋宁说只是一个迷信,只不过碰巧撞上了能宣示真理的字句而已。

只要哪里还存在原则问题不容争辩的默契,只要哪里事关人生最切要问题的讨论被认为已经结束,我们就肯定不能指望在那里发现普遍而高度的精神活跃,像如此令人神往的某些历史时期曾达到的那样。只有公开的论辩涉及的都是足以点燃人们激情的重大主题,才会在根本上激发人们的心灵,且激发出来的动力足以提升智力最一般者进至作为能够思想的人类的高贵之境。对此,考诸欧洲历史,有三个时期的情形可以作证:一是紧接宗教改革之后时期的欧洲状况;二是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思想运动(尽管只限于欧洲大陆和智识阶级);三是歌德和费希特时代德国更为短暂的智识躁动。这三个时期发展出来的具体观念有着泛的差异;但是相同的一点是,三者全都挣脱了权威的枷领。在每一个时期,旧的精神专制已被摆毁,且新的精神专制还未生成。欧洲所以成为今日之欧洲,正为这三个时代所推动此后无论人类精神世界还是制度方面所发生的每一步改进,其动力皆可显见地追测到它们其中之一。时至今日许多外在迹象表明,三个时代所激发出来的动力,殆已用尽;我们若不再度力主精神自由,就无从指望新的进步发生。

相反,为了让普通人能够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思想自由同样甚至更为必不可少。在普遍的精神奴役氛围中,已经出现过甚或还会再出现个别伟大的思想家。但是,那种氛围从未也绝不会产生出智力活跃的民族。

众多大有前途的聪慧之土,仅因谨小慎微,就不敢沿着独立的思路勇敢前行,害怕使自己身陷被人指责为悖德渎神的境地;可是有谁能够计算世界因此遭受了多
大损失呢?我们每每会从中发现有些极富良心且思力精微者,用尽毕生之力,与自己所不愿沉默的智慧相周旋,并竭尽机巧,试图使自己良心理性所指与正统观念调和一致,但也许直到最后都徒劳无功。而思想家的首要义务乃是跟随自己的理性而不管它会得出何种结论,任何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定不会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那些不愿趋时附会的人,则通过窄化他们的思想和兴
趣,以便能在原则范围之内不致犯险地说出,也就是说将话题缩小到琐碎的实践问题上;而只要人类的心智得到增强和扩展,这些问题就能够自我纠正,反之则无从有效纠正。然而,正是那些能够增强和扩展人类心智的东西,即对最深奥的主题进行自由和勇敢的探索,被放弃了。

认为真理仅仅凭其为真理,就天然具有抵御错误的力量,能够战胜地牢与火刑,乃是一种空洞无凭的侥幸心理。人们对于真理的热情并不一定就强过谬误,法律或社会惩罚的多次运用,总是能成功地阻止无论真理还是谬误的传播。
真理的真正优势在于,如果一项意见是真理,它虽可能被扑灭一次、两次以至多次,然而在悠悠岁月之中,总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直到有一天它的重现恰值一个有利的环境,成功地逃脱了压迫,再到它经受住了随后所有镇压它的企图而大步前进。

人们确信某一意见,与其说是根据这一意见本身的正确性,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它他们就会无所适从;断言某一意见不应受到公众的攻击,不是基于其正确性,而是基于它对社会的重要性。

因为,认定某意见正确乃是因它在一切与之竞争的场合中都未被驳倒,与认定它正确乃是因它不容反驳,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对我们所持的意见,给予反驳与质难的完全自由,是我们有理由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认定它正确的先决条件,而且除此而外,在人类智能所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作为正确性的理性保证。

因为,认定某一意见正确乃是因它在一切与之竞争的场合中都未被驳倒,与认定它正确乃是因它不容反驳,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从很清楚的四点根据上认识到意见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对于人类精神福祉的必要性了(人类一切其他福祉是有赖于精神福祉的);现在再把那四点根据简单扼要地重述一下
第一点,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据我们所能确知,那个、意见却可能是真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假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能错误性
第二点,纵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
第三点,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道受而且实际遭受到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接受者多数之抱持这个意见就像抱持一个偏见那样对于它的理性根据就很少领会或感认。不仅如此,而且,第四点,教义的意义本身也会有丧失或减弱并且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因为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宜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力的,它妨碍着去寻求根据,并且还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
身经验中生长出来

这种意见冲突的有益效果本不发生在情绪愤激的偏党者身上,而是发生在比较冷静比较超然的旁观者身上。可怕的祸患不在部分真理之间的猛烈冲突,而在半部真理的平静压熄。这就是说,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到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本身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我们知道,像这样一种强于判断的能力,居于一个问题的两面之间,面对仅仅一方辨护土的发言,而能得出聪明无蔽的判断,这在人类精神属性中是极其罕见的;既然如此,那么涉及真理时,除非其各有比例的各个方面,除非体现任何部分真理的每一意见,不仅都找到自己的辩护人,而且都得到被人倾听的辩护——除非这样,真理是没有机会的。

我们时常听到一切信条的宣教者悲叹地说,要使信徒心中对于他们在名义上承认的真理保持一种生动的领会,俾能透入情感而真正支配行为那是太困难了。当一个信条尚在为其存在而奋斗的时候,便没有这种困难会引起埋怨。那时,即使一些较弱的斗士都知道并且感到他们为什么而奋斗,也知道并且感到它与其他教义有何区别;在每个信条的那个存在时期,都可以看到有不少人曾把那个信条的基本原则体现于思想的一切形式,会把那些原则就其一切重要含义加以量度和考虑,也会体验到那个信条在品性方面的充分效果,那是对于那个信条的信仰在一个为它彻底浸透的心灵中应当产生的效果。但是,一到那个信条变成一个承袭的东西，而人们之手以接受乃是出于被动而不是出于主动的时候，就是说,一到心灵不复被迫在信条所提示的问题上照初时那样的程度运用其生命力的时候，就有一种逐步前进的趋势会把这信条除开一些公式而外的全部东西都忘记掉,或者对它只付以种淡漠而麻木的同意，仿佛接受它既系出于信赖就没有把它体现于意识之中，或者以亲身经验来加以考验之必要,直到最后,它终于变得与人类内心生活几平完全没有联系。于是就出现了在这个世界这个年代经常出现以致形成多数的这种情事:信条之存在竟像是存在于人心之外,其作用只在把人心硬化和僵化起来以挡住投给人性更高部分的一切其他影响;其力量只表现在不容任何新的和活的信念进入人心,而其本身则除作为一名哨兵，监守心脑使其空虚以外也对它们别无任何作为。

在人类心灵未臻完善的状态下,真理的利益需要有分歧。